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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是老乡了。这是我在红州第一次听人说东北话，亲切。我刚到湖北来时，听这儿的人讲话都像鸟语，一句也不懂。咱俩整一个。”

何田田还真有点东北人的豪爽劲，拿起姜军的酒碗跟铁戈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封老大又喝了一大口酒，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真羡慕你们哪！你们六个人四个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姜军兄弟出身书香门第，老爸老妈也是国家干部。你们一来到人世命中注定要过好日子。只有我命途多舛，生下地脸上就有狗崽子的胎记。我两岁时老爸就跟白崇禧兵败南撤，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弟弟跟老妈一起艰难度日，六零年一家三口差点饿死了。生活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只能叫煎熬。从我记事起居委会就通知我妈开‘四类分子’的会，到了五七年反右以后再开会就成了‘五类分子’的会。我妈对居委会说，我不是‘五类分子’怎么要我参加这样的会？人家说，你老公是国民党军官，你就是反属，这样的会你不去谁去？从小别人就欺负我和弟弟，我只能发奋读书，希望将来能改变命运。六四年我考上了大学，满以为这次老天爷真的开眼了，却又因为我老爸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硬是不准我上大学，出身不好也是原罪呀。结果把我下放到红州最穷的山区，我原来以为下放后只要下死力干活日子会好过些，谁知是狗咬尿泡——一场空。山区穷啊，十分工才一毛钱，大队给我们男知青定的是八分工，女的只有七分工。一天八分钱，一个月才两块四毛钱。大米一斤一毛三分四，我一天才赚八分钱连一斤米都买不起，我一个大男人干了一年还他妈倒欠大队的口粮钱，你说要不要命？和我一起下放的知青中有好几个都考上了大学，都是因为成分不好学校不录取，这不是政治歧视吗？就算我老爸是国民党军官，可他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这笔帐怎么就算到我的头上来了呢？你就是打死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上面的人蒙我们说我们是新一代的革命知识青年，当时我们特别看重革命知识青年这个称号，谁知这一切都是假的，哪里是下放啊，就是一脚把我们踢到农村去。我刚下放时拼命地干活，我只挑得起一百斤却要挑一百五十斤，我原来天真地以为要用我的汗水洗刷我的原罪，可原罪永远也洗不掉，而且越洗越黑，当地农民都知道我们这群人的出身不好，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

他对何田田苦笑一声：“你倒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岂止是伤骨，简直是伤透了心！在下放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江边狠狠地哭了一场，把我一生的眼泪都哭完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辛酸眼泪只有怒火中烧的人！凭什么把我们叫做‘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出身好的人难道就是纯雅利安人种？就那么高贵？这他妈跟希特勒鼓吹的东西有什么两样？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歧视。下放一年以后我醒了，我有什么罪？我没有原罪，我不是罪人！我不能逆来顺受！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为了活命六五年底我从山里跑回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到码头当苦力，什么苦活、脏活、累活我都干，为的就是填饱肚子。为了自己的尊严，只要有人欺负我和弟弟我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挑战！俗话说‘痞子怕亡命’，我是个贱命，打架从来都是以死相拼不计后果，从此以后人家都叫我‘疯狗’，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一家人，居委会也不敢叫我妈去开那样的狗屁会。谁知道文革来了我那个破家让人抄了好几次，居委会、派出所说我是倒流回城人口，还要把我赶回农村。我定下心来仔细想了好几天，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成分和印度的种姓其实是一路货色，现在我们被逼上梁山了，与其让他们革我的命，还不如我去革他们的命；与其让他们肆意欺负我，还不如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贱民来说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人能起来造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造反？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放自己？我从不指望那些老爷们大发慈悲，《国际歌》里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写得多好哇：‘我们就是要把旧世界造个天翻地覆！就是要把旧世界杀它个人仰马翻！’我们这些知青就是要把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统统推翻。我们要做人，不做贱民。我给那些知青们讲了这个观点，大家一致赞同，成立了‘知青革司’，公推我为司令。于是我就扯旗造反，我也要像陈胜吴广那样大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为别的，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