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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酱并不能构成一顿真正的晚餐。她又问教授：“就您和迈克尔一起生活吗？”

古普塔从袋子里取出一片土豆片，在上面挤上了一滴番茄酱，回答说：“哦，是啊，就我们俩。不幸的是，我妻子26年前就去世了。”

“您没有找个人帮助您照看孙子吗？比如保姆或者护士助理什么的？”

“没有，我们自己对付着。其实他并不是多大的麻烦，你只要习惯了他的生活规律就好办了。”古普塔说着又在土豆片上挤上了第二滴番茄酱，然后把它递到孙子的手里。“当然了，如果我妻子还在世，事情就会简单得多。汉娜照料孩子特别在行。我敢肯定，她要是活着，肯定会全身心地去爱迈克尔。”

大卫胸中不禁涌起对老人的怜悯之情。当年他为创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采访古普塔的时候，教授向他讲述了自己在爱因斯坦去世后的那些岁月里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悲剧。首先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年仅12岁的儿子死于白血病。几年之后，汉娜·古普塔生下了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又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到了1982年，也就是教授刚刚放弃物理学研究、开始创建那个后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的软件公司的时候，他49岁的妻子又突发中风而撒手人寰。在采访过程中，阿米尔曾经把她的照片拿给大卫看，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她的模样——一位黑头发的东欧美女，身材苗条，表情严肃。

《终极理论》第七章（10）

在采访中，古普塔还提到了她妻子的其他事情，一件隐隐约约令人心酸的事情，但是大卫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在坐椅上转了半个圈，转身面对着教授问道：“您的妻子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吗？”

老人正往另一片土豆片上挤番茄酱，他抬起头看看大卫说：“不完全是。她参加过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举办的一些研究生研讨会，但是从来没有在那里注册上学。她本来在科学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可惜战争中断了她的学业，所以她并没有获得任何正规的学术文凭。”

现在，大卫记起来了。汉娜·古普塔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犹太难民之一。爱因斯坦曾经倾尽全力为尽可能多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帮助，包括资助他们移民美国并且为他们在大学实验室里找一份工作。汉娜和阿米尔就是这样被联系在了一起。

古普塔继续讲道：“真是啊，直到今天，一想起那些研讨会我就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汉娜当时坐在后排，教室里的每一个男人都不时偷偷地向她张望。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我们彼此竞争得很厉害。包括雅克和汉斯也都想得到她的芳心。”

“真的吗？”大卫的兴趣立刻被激发起来了。在以往的交谈中，古普塔从来也没有提到过在爱因斯坦的助手中间曾经发生过罗曼蒂克的竞争故事。

他问道：“竞争有多激烈？”

教授意犹未尽地微笑道：“噢，谈不上激烈，因为在雅克和汉斯还没有鼓起勇气向汉娜表白之前，我已经同她订婚了。感谢上帝，我们几个后来仍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汉斯后来还成为我两个孩子的教父。汉娜死后，他对我女儿更是呵护有加。”

大卫觉得这个故事太美妙了，他真希望自己当年就能够得知这个故事，并把它写进他的书中。但他刚刚想到此，就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无论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是对其他所有爱因斯坦的传记作品来说，真正最大的遗憾是漏掉了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发现统一场论这一惊世的创举。

他们继续行驶了几公里以后，向西转到了县第33号公路上。这是一条盘绕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单车道公路，尽管离天黑还有一个多小时，覆盖着茂密树林的陡峭山坡却使道路处在昏暗的阴影里。窗外，偶尔会看到一辆饱经风吹雨打的拖车停在路边或者一辆被遗弃的轿车在林中锈蚀，成为沿途唯一可见的人类文明的标志。除了他们这辆现代车和大约400米外的那辆黄色跑车，整条公路完全是空空如也。

莫妮卡再一次向后视镜里看去，只见坐在后座上的古普塔教授手里拿着另一块挤上了两滴番茄酱的土豆片，像给一只小鸟喂食一样，直接把土豆片送进了少年的嘴里。看到这一幕，大卫觉得既感人又怪异，而莫妮卡则两眼盯着他们遗憾地摇摇头。她问教授：“您的女儿现在在哪里，教授？”

他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说：“在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那里是吸毒者的天堂，因为本宁堡①就在附近，到处都可以买到兜售给士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