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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丹尔还是一如既往的悉心引导，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从他醒来到睡觉的每一天，对我都是一个挑战。一个人的力量开始变得微不足道。很多次，我被迫中途来到母亲的住处。她的公寓正好位于格林诺克购物中心附近。在那里，除了母亲对我们悉心的照料，我们还能保留些隐私。因为丹尔一直都没学会如何上厕所，每次都由我陪着他去。我教了他很多次，他就是无法理解这个过程。所以每次上厕所，我们都要偷偷摸摸。我的救急包里总是带着足够的婴儿尿布。

任何触碰式的尝试都会吓着丹尔。为了减轻他的焦虑和疑惑，我每次都按照一定顺序给他穿衣服，比如总是从右边开始。我知道这样会让他有顺序感和安全感，可他总是僵硬着四肢不肯穿，次数多得让我担心自己会伤到他的骨头。好不容易大功告成，他又迅速地全部脱光，很明确地表示自己更喜欢光着。我从来不任由他这样，而是重复着继续给他穿上。

后来我想到，这可能是因为丹尔对某些布料过敏，所以以后给他买的衣服都是棉质、柔软的，而非毛质、粗糙的。情况果然有了一丝好转。我还意识到如果某款衣物他喜欢穿，最好多买几个号。这样一来，即使衣服小了，还有稍大的可以备用，新衣服必须先洗几遍，让他察觉不到是新的。他喜欢穿带有他的英雄——米奇图案的衣物，因此他的大多数衣服都是米奇牌的。这让很多人都误认为丹尔几年来穿的是同一件衣服，不过重要的是，这个方法对丹尔确实有效，这就足够了。

穿鞋始终是个大问题。每次因为他的脚变大了换鞋，或是换不同风格不同季节的鞋，整个过程都如噩梦般。我每次都去同一家鞋店，去之前还要提前打电话询问店里顾客多不多，因为每次买鞋换鞋都是挑战，他的脾气大得令旁人恐惧，虽然如此，每次买鞋后，我都会给他一个奖励。

一天下午，趁母亲带丹尔去公园玩的空隙，我给丹尔买了几件衣服。回到家后，为了让它们显得旧些，也正好发泄我烦躁的情绪，我对它们又踩又踢。杰米回来时，看到我正往丹尔的新外套上乱跳，以为我疯了，但明白后随即加入了我。我们在屋里把那件外套踢来踢去，像孩子一样没心没肝的大笑。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这样轻松的时光并不多。

四周的时间似乎特别漫长，我们终于等到了丹尔复诊的这一天。我们如期见到了上次的两位治疗师。当他们发现情况没有好转时，建议我们带丹尔去看教育心理学家，会通知我们预约时间。

复诊完的第六天，丹尔的情况突然变得更糟了。每次发脾气，他就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或者地上撞，吓得我魂飞魄散。当我挡住他时，他会用牙齿咬他自己，或是我的手和胳臂。仿佛要把皮咬下来一般。他似乎感觉不到什么叫疼痛，只是单纯的难受。让我无法忍受的是，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儿子难受着，却束手无策。

我沮丧万分地给我的母亲打电话。然后把尖叫中的丹尔塞进了出租车，含着眼泪，绝望地请求司机：“求求您把我送到我母亲那里，我的孩子有点问题，我必须马上找人帮忙。”司机开始还有点畏缩，但很快改变了态度。他用平时两倍的速度把我们送到了母亲住处，帮我把丹尔从车里抱出来。这时，我的父母已出来接我们了。

对丹尔目前的状况，父母与我一样深感不安。由于丹尔时不时地撞头，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我给其中的一个语言治疗师打了电话，由于紧急情况，他们迅速为我们约见了教育心理学家。后来我发现，我的求助被语言治疗师记录为“不合作”。这个词在医疗行业使用很普遍，在我看来，很多情况下用得并不贴切。但现在竟然有人把它套在了我头上，这让我感到万分愤怒。好像父母为了合作，必须眼睁睁看着孩子在自己面前自我毁灭一样。如果我真的那么做了，显然我仍然会被扣上另一顶帽子：因为未能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我一直心存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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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寻医（3）

1991年2月27日星期三，在高地小学的学前语言机构，一名助手带着丹尔去了保育室，我和杰米坐下来跟语言治疗师格雷斯以及教育心理学家玛丽？史密斯谈话。我们诉说了对儿子的担心，他们都承认我们的压力的确很大。

突然，我再也无法掩饰自己惊慌的内心，直截了当问玛丽？史密斯：“丹尔的确患有自闭症吗？”

她犹疑了一下，平静地回答说：“我们也在做类似的猜测，恐怕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