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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学家的名文，说是秋花为之惨容，大海为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秋花为了我在悲哀，忽然变了颜色；只要有风，大海是总在呼啸的，不管我爱闹还是爱静。

冰莹女士①的佳作告诉我们：“晨是学科学的，但在这一刹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脑海中的只有一个尽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这也是一种福气。科学我学的很浅，只读过一本生物学教科书，但是，它那些教训，花是植物的生殖机关呀，虫鸣鸟啭，是在求偶呀之类，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像是美景，诗兴勃发，就做了两句新诗——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写出来一看，虽然比粗人们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对于新诗人的由“烟士披离纯”而来的诗，还是“相形见绌”。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生殖机关，用严又陵先生译法，可以谓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语源，但据老于上海者说，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来的，引伸为诱惑或追求异性的意思。吊者，挂也，亦即相挟持。那么，我的诗就译出来了——

野菊性官下，

鸣蛩在悬肘。

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质之“新诗人”邵洵美②先生之流，不知以为如何？

九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9月17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冰莹女士即谢冰莹（1906—2000），原名鸣冈，字凤宝，湖南新化人，现代作家。早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师，未毕业即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5月起在《中央日报》连载《从军日记》，引起轰动。后在上海艺术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为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一·二八”沪战时参加战地救护，“七七”事变后从事妇女支前工作。曾主编《黄河》杂志。1948年赴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后迁居美国。著有《女兵自传》等。这里引述的一段文字见《海滨之夜》，发表于1933年9月8日《申报·自由谈》。

②邵洵美（1906—1968）原名云龙，浙江余姚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早年留学英国，又往法国学习绘画。1929年在上海开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创作。金屋书店停办后接办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和《诗刊》。后又办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论语》半月刊等。1933年以后，主编《十日谈》、《人言》等刊物。抗战期间，以其女友美国人项美丽名义编辑出版抗日宣传刊物《自由谭》。著有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等，译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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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得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①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②，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③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④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⑤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⑥。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