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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军’的弹械支援，和国际共产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联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援：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混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轫，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阚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被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二十年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底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概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一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阚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复自由了的张汉公在台北还向我说：‘冯玉祥作假作了一辈子！’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