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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完成，并得到了“高级侯爵殿下的确认”。根据君主和教会高层的意愿，这个在荷尔德林时期就已经过时和过于严格的制度，“在修道院院长在场的情况下，每个季度都必须由一个教授将其清晰可闻地朗读和背诵出来”。根据该制度的封面上的登记，1785年，荷尔德林的老师们非常拖沓和懒散：他们在这年里一次都没有宣读过这些规章条款。但是它们起威慑作用，并在有人违反时被运用。在3　章86　个条款之中规定了“义务和合适的表达”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规定了在对待上帝和教会高层该注意些什么，人们必须遵循什么、不能违背什么，规定了人们该惧怕什么，以及如果不惧怕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将不再是命令，而是惩罚。

Ⅲ　邓肯多尔夫（4）

恐惧一定压抑着他们，当他们读了禁读的书，当他们反抗了老师，当他们自由活动后晚回了学校时，当他们与学校里地位低微的工作人员打交道时，因为这也是禁止的，“以避免与修道院从业人员”——这就是指那些修道院的仆人和帮助者——“的摩擦，从而使这些人员的工作不受到阻碍。因此，寄宿学生们不得出入厨房、装订间、地窖、面包房、牛奶厂、奶制品间、杂屋间、磨坊、马车房、铁匠铺以及类似场所，也不许在这些场所闲逛，不得与此类场所的雇员有任何交往！”其上写道，你们不要跟他们接近，你们得学习并成为文雅之人。在此，等级制度成了规章制度并被反复灌输。谁要是跟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交往，一定会惹祸上身。但是这样却有了诱惑，男孩们经常无所事事地闲逛。美丽的图画在此也幻灭了，人们要想到这里有了一个独立的企业，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工厂（　也就是说，19　世纪后期由考夫曼建立起来的芥末生产厂并非是亵渎神灵的行为，而是一种延续）。故事中断了，人们开始讲述新的故事。

他们不仅应该在公共场合勤奋地练习祷告，并且独自一个人时也必须勤奋练习。

他们必须谨记教会的各种仪式和典礼。他们应该克制自己，不去接触苦行主义的著作，“虽然这些其实也不坏”（此处所指的是虔诚主义的各种行为，因为它们并不受到正教的喜欢）。

对修道院院长和各位教授，他们应该表现出应有的尊敬和顺从。院长和教授离开后，也不允许散播关于他们的无端谣言和诽谤（就仿佛规章的制定者已经预料到了这些饱受训诫者有一天会变得自由，他们将不再在修道院的学校里，不再在教会学校里，他们将满载着回忆中的愤怒“吐露心声”，就像雅各布·　弗里德里希·　阿贝尔那样抱怨那里的饮食，抱怨那些根本无法享用的饭菜，抱怨其冰冷——在对日程的描述中还要提到这一点）。

他们不应该搞“秘密团体”。

他们应该远离让人感到羞耻的相互劝酒直至酩酊大醉以及修道院外其它类似的享乐恶习。

他们应该保持贞洁和庄重，尤其不能阅读有害的书籍和小说。发现违反此规则者，他将受到来自修道院院长的禁闭惩罚，并且届时只能予以面包和水补充饥渴之需（一如往常，书本和那些陌生的、新鲜的思想总是毒药，人们甚至可以喝得酩酊大醉而不会有关禁闭之灾……）。

彼此之间，他们应该和平一致，对任何人都应该礼貌相待、平易近人和谦虚温和。

他们应该谦和地对待教师助手。

进修道院时，他们就应该带好必要的书籍。

夏天时，他们应该在五点钟，冬天则在六点钟穿着应有的制服得体地集合（因为据说有些寄宿学生把自己的服装，甚至自己的家具等一些其它的奢侈品也偷偷携入了修道院学校，因此“这类似的多余之物和不合时宜的时髦衣装受到了禁止”。校内和校外都禁止穿戴“世俗的衣装”，他们必须穿着灰色的、永远潮湿的法袍，带着庞大而不成形的书袋，它们那粗糙的布料像荨麻一样刺着皮肤）。他们不应该四处闲逛或者不经允许便离开修道院。他们就这样被关起来过着简朴的生活。

关于这些，他一点也没有写信告诉家里，没有抱怨，对寝室里的寒冷和潮湿、对床铺茅草中的老鼠、对清晨在庭院里的洗漱、对一些老师的不明事理以及修道院副院长的无耻和贿赂成性，他都只字未提。

Ⅲ　邓肯多尔夫（5）

他比别人更容易顺从，用施瓦本地区的话来说，更“乖巧”吗？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母亲呢，还是遵循着科斯特林那些由含告诫意味的故事而得以强化的规定？保留下来的最早的画像向人们展示了这个16　岁的男孩：“年轻时的荷尔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