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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我对沙漠的恐怖。

我们全家到乡下祖父马克西姆·格利高里耶维奇家去消夏。

是一个多雨而暖和的夏天。杂草繁茂。篱畔的荨麻长得一人多高。田里庄稼都抽了穗。从菜园子里飘出来一阵阵浓厚的茴香的气味。一切都预示着丰收。

但是，有一次，我和祖父坐在河岸上钓白杨鱼，祖父突然间慌忙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打着遮阳，往河对岸的田地上望了好半天，然后激愤地啐了一口吐沫，说道：“刽子手、恶魔，滚来了！怎么能够把它永远铲除呢！”

我往祖父看的那边望了一望，但除了一道长长的模糊不清的波浪而外，什么也看不见。这道波浪很快地靠拢过来。我以为风暴来了，可是祖父说：“这就是热风！万恶的阴间的火！从布哈拉，从沙漠吹来的风。一切都要烧光！你看多大的灾难来到了，柯斯契克！要出不来气了。”

这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一直朝我们奔来了。祖父急急忙忙收起了他的胡桃木的长鱼竿，对我说：“快跑回家去吧，不然会迷了你的眼睛。我随后跟着就来。快跑！”

于是我便向小房跑去，但热风在半路赶上了我。旋风打着转，把沙子吹得沙沙地响，鸟雀的羽毛和木屑都吹上了天。四周一片昏暗。太阳立刻变得毛茸茸的，成了紫红色，就跟火星一样。爆竹柳开始摇摇摆摆，发出哨声。从背后喷过来那么一股热气，烫得就好象我的衬衫在背上烧着了似的。满嘴都是沙子，灰沙迷了眼睛。

我的姑母费奥道露·马克莫芙娜站在门坎上，手里捧着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上帝呀！救救命吧，发发慈悲吧！”她恐怖地喃喃着。“最纯洁的圣母，别让我们着上吧！”

这时，龙卷风打着转，向小屋刮来了。弥得不好的玻璃哗哗响了起来。屋顶的稻草掀起来了。一群麻雀象黑色子弹似地，从稻草下面，一齐飞出来了。

父亲当时没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基辅。母亲显然极其不安。

我记得，最难过的是，热度不断增高。我想，再过两个钟头光景，房顶上的稻草就要烧着了，连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都要冒烟了。所以我哭起来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扶疏的爆竹柳的叶子蔫了，低垂下来，好象一条条灰色的破布。在所有篱笆旁边，都吹拢了一堆堆象面粉一样黑糁糁的沙尘。

第二天早晨，叶子都变色了，枯焦了。把叶子摘下来，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风更大了。它开始扫掉枯败难看的叶子。许多树木都已光秃，黑黝黝的，就象在深秋一样。

祖父到田里去了一道，回来的时候，心里很乱，样子怪可怜的。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汗衫领子上的红绳，因为手在发抖，他说：“夜里要不停下来，庄稼便要整个儿烧光了。小花园和菜园子也在内。”

但风势并没减弱。一直刮了两个礼拜，然后减弱了一点，又重新刮了起来。大地眼看着变成了一片灰色的荒原。

家家户户女人们都大哭大叫。男人们垂头丧气地坐在墙根土堆上，躲着风，用棍子戳着土。偶尔说道：“这是石头，哪儿是土！简直是死神抓住了袍子，没处躲，没处藏。”

父亲从基辅来了，把我们带到城里去。当我絮絮叨叨地问他热风的时候，他爱理不理地回答说：“收成完了。热风到了乌克兰。”

“那么不能想点什么办法吗？”我问。

“什么办法也没有。你不能修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石头墙。”

“为什么不能呢？”我问。“中国人不是修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说。“中国人都是了不起的有能耐的人。”

这些童年时代的印象逐年淡忘下去丁。不过当然它们仍然留在我的记忆的深处，偶尔还会冲上来。天一旱，我就总是感到模糊的不安。

在我成年的时候，我爱上了俄罗斯中部。其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自然清新、有无数清凉的溪水，湿润的密林，阴沉沉的蒙蒙细雨。

所以当旱灾象灼热的楔子，插到俄罗斯中部来的时候，我的惊慌便变成了对沙漠的无力的愤怒了。

2、泥盆纪石灰岩

许多岁月过去了，又使我想起了沙漠。

一九三一年我到奥尔洛夫省利大内城去消夏。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个长篇，我满心想躲到一个小城市去，最好一个熟人也没有，那样可以专心致意于写作，谁也不会来打扰我。

我以前没到过利夫内。我喜爱这座小城的整洁、无数盛开的葵花、整块石板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