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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初中国保监会启动了批设新公司的程序之时，当时申报的产险、寿险公司总计50多家。

在急速的河流岸边制定游戏规则固然重要，而且也有强烈的成就感，但是跳到河里游泳、参加比赛拿冠军更加刺激。

一方是缺乏“智本”，一方是需求资本，正所谓“可遇而不可求”。

当张维功和投资者相遇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

张维功决定“下海”。

“中国保监会系统最年轻的局长辞官从商了！”2004年5月，这个消息在中国保险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虽说从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官员下海经商已经成为平常事了，但是，在保险监管系统的正局级干部中辞职下海，张维功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张维功和阳光保险的原始团队之所以会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种理想主义色彩太过耀眼。

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不二人选，张维功和他的团队对于公司股东早期的作用特别大。

因为张维功的经历，他一直处于监管层的视野之中，是一个有为的干部，深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于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获得政府牌照，都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看到的是，保险作为金融的一部分没有开放，正是因为早期保险公司在投资上的不理性，这对金融产业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在开放之初获得牌照方面，这个团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优势而同时，保险业是一个与社会接触面极广的行业。正如龙永图所言，保险业是成熟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而且涉及到精算、营销、品牌、运营等多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张维功团队中的成员，都是在这些领域拥有多年经验的人才。因此未来在保险公司获得牌照之后，可以迅速展开运营。在中资保险机构开放之后企业迅速获得相对优势，张维功和其团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此，投资者和作为经理人的张维功团队对于未来，都是信心满满。张维功辞职之后，投资方给了张维功相当于数千万元的股权，筹建地点确定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五星级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仅3千米；连行政用车都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牌照到手，公司即可开张。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张维功与投资方最后一轮沟通时，骤然停顿。甚至团队中几名正在准备赶赴北京的成员，都得到了暂缓来京的通知。

这是为什么？

因为张维功感觉到了异常。

首先，投资方通过一系列的幕后操作，形成了隐性单一大股东控股的局面。这不仅使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张维功团队可能会在未来的运作中处于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隐性操作不符合监管要求。这样，不仅会使张维功在监管部门透支自己的信用，而且还会为未来的运营埋下很深的阴影。保险作为金融产业的一个分支，本来就是信用的一个标杆，而推动过江苏省整个保险业信用改革的张维功，更是无法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阳光的种子（6）

其次，由于投资方对于金融产业的认识不高，对于短期赢利的要求超过了保险业的本身可能，这是张维功无法接受的第二个原因。在阳光基业。

张维功的内心中，未来自己运营的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公司，因此有一段投入期和产出期之间的间隔。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时间差决定了公司的规模和未来持续经营的可能。对于短期赢利的追逐，会影响属于金融产业的保险公司的运营。

金融产业的这种特性，可以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以保险业为例，客户因为要避免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而向保险公司交出一笔保险金，保险公司则因为大量面临同样风险的客户投保而获得巨大存量的资金。但这些现金的调用和保存是有规律的，是基于高度精确的计算而定。因为客户未来在面临风险变成现实的金钱损失时，保险公司必须及时、有效地支付客户的赔款，起到保障的作用。如果为了追求短期赢利而扩大风险或大股东控制公司挪用资金，则可能导致风险失控。

因此，如果公司还没有成立，就不能在这一关系未来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对于公司的未来而言无疑是一枚隐形炸弹，如果出现问题，不仅无法给客户交代，也无法对自己的员工交代。

正是由于保险业的这种特性，政府才要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的管理。

如果张维功团队与资方发生这种矛盾，虽然只是可能，但却是决定阳光保险前景和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