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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的事情当然不是没有：方隅曾经找过一份抄写的工作，抄一个信封五分钱，写错的话则倒扣五角。他们刚领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实在是开心极了，两个人神叨叨地特意换了个60W的电灯泡，把写字台推到灯下，夏小伊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方隅则坐在床边，两个人像疯子一样写字。第二天一大早，方隅就欣喜若狂地抱着一大摞写好的信封去了，一共五百个。可是谁知道，结果却惨遭退回并勒令赔偿。原因是他们两人过于“精心”，老老实实的把目录上厂长啊经理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了上去，而“按照规矩”，收信人一栏应该统一写成“负责人（收）”，如此字样。

方隅垂头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听分活给他的某经理口若悬河的批评，末了那人“善心大发”，指着他数落道：“要不是看着你人还算老实，就不给你补偿的机会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若不乖乖听话的话，就要以单方面违约论，扣掉方隅找这个工作时付出的两百元押金，将他扫地出门。

那五百个信封被退回来的那一天，夏小伊来到北京后第一次哭了，方隅听到她哭，突然大发雷霆、摔门而去。他在街头游荡了两个小时，回到家里时赫然发现，夏小伊正僵硬地坐在灯下抄写信封，两个眼睛肿得好像两枚粉红色的核桃。

夏小伊终于是把那“赔偿损失”的五千个信封写了出来，又瞒着方隅，自己偷偷去要放在抄写店里的那两百元押金。她并没有在心里战斗很久，就毫不犹豫的使上了一点“小手段”——和她在大学的时候用在顽固的宿舍长身上的办法差不多，并且效果一点儿都不比那回差。她又一次当众表演“水淹七军”，一双闪亮的乌漆大眼噙着泪水，凝定地、却又有些羞答答地望着对面那个脑满肠肥的“某经理”；任眼泪淌过面颊，一滴一滴落在领口的荷叶边上，却不肯抬手擦去——她一边哭，哭得惟妙惟肖，思维却突然跳回了一年多之前，跳回了在大学里的那些日子。现在想起来仿佛有前生那么遥远，仿佛一个做过的梦而已……

结果夏小伊又一次如愿以偿，她的哭声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包括一个也来领活的五十多岁的大娘。某经理当着她的面撕毁了和方隅签订的合同并且将两百元双手奉上，早已忘记合同中那有精明无比的条款：“只有完成价值一百元报酬以上任务后，方可取回押金”。那位经理在亲自送总算破涕为笑的小美人儿出办公室的时候，不忘说道：“如果小姐想找一份比较轻闲的工作的话，敝处正有一个秘书的缺儿，小姐有兴趣可以试试。”同时不忘捏了一下夏小伊的手。夏小伊并没着恼，她才不会傻到相信自己遇到了一个“施恩不图报”的滥好人，她懂得什么事情都要付出代价，捏就捏吧，又不会少块肉。实际上她的所有心思都放在手里那失而复得的两百元上了，她走出办公室、走到阳光下，她已经把这一辈子要写的信封都写完了，永永远远不会再回到这里——夏小伊如此想着，咯咯笑了起来。

她用那两百元钱付了一部分积欠的房租和水电费，然后用剩余的零头在路边的地摊上给自己买了只廉价的假银手镯。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奢侈”了，戴上镯子的时候，心情好得无以伦比……

当然，这一次的整个事件，她都没有告诉方隅。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他们仿佛转了运，入了冬，方隅找到了一份酒吧的工作。虽然他并不能说会道，但是很诚实，而且嗓子不错，有时候还客串唱两支歌。长发、高鼻深目、沉默寡言，脸上的线条有一点似西亚人，一曲模仿齐秦的《狼》唱起来，搏得满场掌声。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酒吧地点离家相当远，而那附近的房租价格根本不是他们所能负担得起的。酒吧三点钟打烊时早已没了公交车，方隅每天夜里都必须走整整两个小时才能回来。

不过比起之前，夏小伊常常半夜里喊着“钱”字惊醒的日子来说，那一段生活已经好似天堂。虽然没赚多少，但是总算稳定了下来，总算看到了进步的希望。现在夏小伊又开始无限活力，积极地和方隅一起过昼夜颠倒的日子——每天下午两点送他去上班，两个人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了一站路又一站路，说些没有营养、没有意义、无聊透顶的废话。

方隅越是那样笨嘴拙舌，夏小伊越是故意逗他。她蹦蹦跳跳地走着，信口胡说：“喂！呆瓜，别埋着头只顾走路，小心我走丢不见了！”方隅抬起头来望着她，眼里都是温暖的神采，他看见夏小伊穿了件半旧的驼色大衣，没围围巾也没戴帽子，顶着北京的冬季里最廉价也最奢侈的灿烂阳光，小脸冻得通红，嘴巴里呼着白色的气体。她在他的视线里跑着跳着，仿佛一刻也安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