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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思考这些教训的努力正在进行。这些反思来自布什政策的左右翼批评者，也来自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宽泛地说，这一努力迄今已经产生了三个明显的结论。无论单个来看，还是整体而言，它们都颠覆了作为布什总统全球反恐战争基础的冷战后军事错觉。为了替换这些公认的错觉，他们提出了新的学说，但同样是误入歧途。到现在为止，从美国“9？11”之后军事经验中吸取的教训都是错误的。

第一个教训是：武装力量，尤其是陆军，必须认识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带来的挑战不仅决定了军队的现在，也塑造了军队的未来，即某些狂热者津津乐道的“下一场战争”。发现叛乱分子、国家建设、培训和指导“驻在国”军队、人口安全与控制、赢取人心，这些都将是工作重点，在未来数十年，在整个*世界，都将让美国军队忙乱不已。

短暂干预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再适用，长时间驻军将成为常态。像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一样的大规模常规冲突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未来将充满小规模战争，极可能是频繁、漫长和持久性的。

虽然先进技术在这些冲突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只要可能，战士们将依靠“非动态”方式，像外交官、调停人、救援工作者一样履行职能。毫无疑问，美国士兵仍会进行战斗，但借助社会学最新研究成果，他们也将展现出文化敏感性，更不用说掌握当地语言和风俗了。正如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2007年10月所言，“恢复公共服务，重建基础设施，促进善治”现在已经成为士兵的分内职责，“所有这些非传统能力已经进入军事思想、策划和战略的主流，而且也必须如此”。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5）

这一前景意味着要精确地解读具有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硬力量和软力量将实现融合。战场上的士兵既充当警察，也是社会工作者。这一前景也意味着放弃那些催生“转型”、“震慑与威吓”和“网络战”等豪言壮语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它们将战争与政治割裂开来。

当地条件决定使用的战术，意味着五角大楼设计适用于冲突各个方面的单一技术模板不再有效。说到低烈度战争，武装部队将采取不同于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做法，但更像美国1898年在菲律宾、20世纪20年代在中美洲的军事经历。军官们不再从格兰特、乔治？巴顿、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指挥的战役中寻求灵感，转而研究战后英国和法国在巴勒斯坦、马来亚、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军事介入行动。

总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浴血奋战的军官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的地方。尽管“全方位优势”的设计者们为了维持军事优势，希望高科技打击力量具有前所未有的致命性、广泛性、精确性和灵活性，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老兵们更清楚军队需要什么。他们依然致力于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认为这种追求不仅需要先进武器，也必须能够让军队在地面活动，留守下去。反过来，这意味着必须有充沛的兵源和后方足够的耐心。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9？11”之后的战争留给人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教训。与越战时期的抱怨相似，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的缺陷与美军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无关，却与华盛顿那些愚蠢文官多管闲事有很大关系。简言之，问题不在于军队本身，也不在于指挥官，而在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常务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副国防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之流，是他们不让军队履行职责。

约翰？巴提斯特（John　Batiste）少将的指控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约翰？巴提斯特曾在拉姆斯菲尔德时期的五角大楼工作，后来愤然退役，成为这位国防部长最不客气的军事批评家。“拉姆斯菲尔德可怕的战略决定导致了美国军人毫无必要的阵亡。”巴提斯特在2006年9月声称。这位退役将军认为，拉姆斯菲尔德个人“应对美国及其盟国按照错误计划投入战争负责”。不过这只是开头。拉姆斯菲尔德还

违反战争基本规律，拒绝进行缜密的军事计划，无视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缔造和平所需的艰苦努力，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等暴行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激起了武装叛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建制，（而且）用过度限制性的“清除*复兴社会党”政策束缚了指挥官们的手脚。

这个问题也不仅限于拉姆斯菲尔德本人，还包括他的主要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