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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想要枪吗?要了枪以后就上山打旗号跟敌人进行战斗吗?这都不是难题,难题是,你们会不会用枪?会不会像军队那样打仗?然后你们会不会打胜仗?打了胜仗后你们会不会发展壮大?”
黄志棋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董依、孙逸刚无法回答。
黄志棋也主张农民自卫军有枪!但是,有枪也只能秘密要枪,不能公开有枪。有枪也不能随时持有,只能秘密集中存放,到真正的战斗时,才能拿出来发挥效用。
黄志棋也同意农民自卫军夺枪。但是决不能以暴动的形势夺枪,只能以计夺枪,并且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还要做到张冠李戴。使吕庆林既失去枪弹,又找不着农民协会的岔子。
当时的形势是,农民协会不仅在国民政府的辖区内存在,在军阀统辖区内也存在,只不过在国民政府统辖区内,是公开的,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并为国民政府所支持的,在军阀统治区内,多半是秘密的,有的是先公开,因军阀部队开进来又转为秘密的。而且农民运动又多半是以打土豪劣绅为主,不是公开的武装力量,不跟军队发生绝对性的冲突,从表面上看,农民协会只是农民团结自助的组织,是全国范围内大革命的形势下引导农民关注和参加革命的协会组织,所以有的地方,虽为军阀统治着,因为军阀也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还不敢完全公开反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只是经常找借口对农民运动进行打压或镇压,军阀也可以做到容忍。再加上国民政府跟军阀进行斗争,军阀之间相互抢夺地盘相互不服又年年混战,都认为自己的力量才代表中国革命的主流,就导致中国革命的主流还不是很鲜明,究竟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都是模糊的,所以谁也顾不上农民协会的对他们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有的军阀甚至还拉拢农民协会来作为自己的辅助力量。这就使得农民协会在这种混乱的空隙中得以萌生、发展、壮大。因此,在风荷塘镇,农民协会虽然不是很公开,但是也不是土豪劣绅、军阀完全不知道的,只不过是相互提防,相互设防。但是农民自卫军是绝对秘密的,刘高飞也罢,吕庆林也罢,都不知道有这支力量存在。
镇长黄志棋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农民自卫军不能参加任何暴力性的斗争,只能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不断地成熟、壮大、等待革命的动向有了鲜明的旗帜后,再出来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在风荷峡山系里还有一支传得神乎其神、行行踪神出鬼没的土匪帮,他们打家劫舍,却不劫富济贫。传闻其头子就是仲磊石叔伯的兄长仲正方。风荷湾的豪绅吕庆林本人没有吃过他们的亏,但是大姨小太、三妻四妾、媳妇女儿都吃过他们亏。丑的蚀财,漂亮的蚀身,老的蚀财,少的蚀身,吕庆林对这帮人恨之入骨,才不惜重金招募家丁,购买武器,以保护其大家族的安全。同时,也防卫农民协会以及暗中有所传闻的农民武装的攻击。
其实,吕庆林真正害怕的不是这帮土匪帮,他们大不了是要钱,要色,而农民协会、农民武装力量,是要把富绅豪强的天下变成泥脚杆子的天下,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所以,吕庆林勾结上军阀留守团刘高飞后,暗中也在打听风荷塘镇及周边的农民协会的活动情况,如果 掌握了农民协会特别是农民武装存在的确凿的事实,他就会动员刘高飞派出部队,他的一百多百丁也会参加,全力剿灭。并且,吕庆林还一直在做刘高飞的工作,想在风荷塘镇设立团防局,由他兼任团防局的局长,使他家族的武装力量扩大并名正言顺。但是刘高飞始终没有同意。
吕庆林一方面很感激刘高飞给他提供了一百多条枪,虽然花费了不少的金条,但同时又感到刘高飞不是那种爱财、馋色、飞扬跋扈的军阀人,很不好打交道。
这也正是镇长黄志棋看准的地方,如果夺走吕庆林的枪,刘高飞肯定不会出面干预,帮助吕庆林在风荷塘镇闹起腥风血雨的查、访、砍、杀。
黄志棋否定了董依、孙逸刚暴动夺枪的计划后,提议说:“你们组织十个人,装成土匪!”
“那怎么行?我们农民协会、农会会员、农会武装,要么秘密斗争,要么公开斗争,但是都是以农会名义开展斗争,怎么能装成土匪呢?借土匪之名,玷污了我们农会的名声!”孙逸刚坚决反对。
“白色恐怖之下,斗争要讲策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黄志棋一字一句说。
董依低头想了一会,跟孙逸刚商量:“逸刚,我看还是听黄大伯的意见吧。”
孙逸刚还是想不通:“我们能装土匪去抢吕庆林吗?那些地主老财,本来就在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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