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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礼,动辄寻衅滋事的家伙有个如雷灌耳的诨名——铁托!他是下属企业的修车工人,劳教释放人员,打架进局子就象看场电影一样随便。我正犹豫是否去惹他,他却先叫了我一声。�
会开完了没有,他大大列列地问我。大概他心情好,声音不算粗鲁。�
没,没有。糜局长正叫你呢。我赔笑说。�
啥屁会开这么长?死了就死了嘛,反正中国人又多。要不是奔宴席老子才不来呢。他抱怨。�
古副局长是个好人,他也不容易。我们还是去听听吧,受受教育嘛!我好言相劝。�
这年头谁他妈离不开谁呀?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以后我就没有再伤心过。他骂起来。�
我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支烟,又说了好多好话他们才骂骂列列站起来,一边狠命抖屁股上的黄泥土,一边懒洋洋地往回走。�
向遗体告别时才有点开追悼会的意思,大分贝哭喊声和哀乐渲染了悲壮气氛。尤其是古副局长的爱人,那位川剧花旦演员非常表演化、情绪化的祭文几乎令我窒息。感情脆弱多愁善感的我至少悲痛了不下三十秒钟。我禁不住感喟,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功名利禄,过眼烟云!但我不敢正视古副局长的脸,脑子里满是密密麻麻、浩若星辰的阿拉伯数字在飞舞迸击。我屏住呼吸,随人流疾步走过去溜出了会场。本来局里指派我陪家属等待尸体火化,倒不是担心错过宴席,我天生胆小又愧对死者,就推说头痛得历害,林主任关切地询问了我几句就放我走了。这几天我的确累坏了,这是有目共睹的。林主任让小苟接替我这个任务时,他脸色比死人还难看。�
在下山的路上,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扯下孝套,有的家伙还嘻笑着将其扔下路边的山崖或挂在呼啸而过的树枝上取乐。王强带领他的烂兄烂弟肆无忌惮地唱起了纂改了歌词的一首囚歌,不堪入耳的《十不该》……
当车队鱼贯开进三星级蒙城宾馆,许多车还没停稳时,人们就立即化悲痛为力量,冒着骨折的危险,纷纷跳下车子,象我英勇的解放军攻占南京伪总统府一样潮水般冲向二楼宴会厅抢占位置,跑在后面的大叫前面同伴的名字为他占座位。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去,几十张席桌瞬间沦陷了。�
这是自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奢华的一次公费宴会。在灯火辉煌富贵袭人的宴会大厅中,几十张大圆桌子整齐排列,大厅中回荡着勾人食欲的香水味、酒醇味和迎宾曲,大功率中央空调调节气温,流泻出宜人的气流。身着红制服的服务员四处穿梭,宾客们则谈笑风生喜形于色,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大陆也富起来了的感觉。席间混进了许多专来蹭饭吃的,身份不明的闲杂人员,也有本局职工家属和中午放学归来的子女和他们的同学,他们趁大家还没坐稳,便如狼似虎地享用起桌上丰盛的糖果瓜籽饮料菜肴,并不断地向服务员要酒要饮料添座位加筷子,大快朵颐,饕餮失态。我琢磨着大概是中国人几千年从来就没吃饱过,酒食总是让国人变得异常兴奋!在中国任何一种仪式最终都演化成了吃——连死人也不放过!吃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一切!王强那伙乌合之众竟化悲痛为海量——公然划起拳来!夹杂着歇斯底里的猜拳声和放浪形骸的笑,竟在敬酒和罚酒的争执中摔碎了几只盘子。嘈杂声完全淹没了家属代表的答谢讲话,古夫人在硕大的双红喜字前不知所云。我是老老实实和办公室的人在一起,我有胃病,腻油腥,吃得还算斯文,只是走的时候,我窥见老袁将剩下的两半包“红塔山”香烟飞快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而王强那厮则是在嚎啕大哭中被他的哥们抬出去的。�
从此没有人再提起古副局长,他早已化为一缕青烟杳无踪迹。但他的故事的终结却是我的故事的开端,因为他死的不负责任不合潮流,将活着的人又扔回了冷战时代。所以我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死。�
二
两个月后,办公室突然出现了自我参加工作近两年来从未有过的你追我赶,积极主动,群策群力的工作热情。这和邓公南巡讲话公布无关,和应付检查团无关,和群众的批评监督无关,它和古副局长有关——他死了,林主任接替了他的位置。我提了近两年的开水瓶从此成了宠儿。为了争着擦洗玻璃、地板和办公桌我们争得翻了脸、动了粗。我整理报刊、分发文件的专利屡屡遭到侵犯。电话记录本也成了大家集体签名的好地方。每当人们坐到自己的桌前揭开茶杯盖子准备沏菜时,会惊喜地发现杯里会升腾起热乎乎的、浸人心脾的茗馨味儿……社会主义大家庭!再适当不过的词儿。�
我们办公室共有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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