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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 【采访】张正明　山西省政协　副主席 他认为如果他完全进去，实际上是官府控制。他认为进去以后，还是我自己搞比较有前途。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个参与，所以他不想参加。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我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我经营很成功的，我没有不成功，那我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你要让他接受这个事实，说你这套已经过时了，这个是很难的，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就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来改变了。&nbsp&nbsp

同　舟　忠　告（四）

【解说】 在北京的李宏龄没有接到总号的命令之前，迫切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 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从资本上来说，它不是说在面向社会这种集腋成裘，它不是的。它是家族的，合伙的。这种局限范围，筹集资金这个范围来源就是有限的，就是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 第二个，它有一个制度就是它基本上是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我们经营下来结了帐，我们今年比如说，赚取了十万元或者十万两，这十万两基本上就全部分了。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留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说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是没有的，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 第三个就是我讲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这个在当时归国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的银行家经营之下，用新的一种理念。一元开户，就存银元。过去存银元是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给你开户，这样就有很多普普通通社会中的老百姓，把自己一点点的钱也存在你这儿，它的储蓄就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十倍。到了三十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500万元了，但是它的储蓄存款上亿元。&nbsp&nbsp

同　舟　忠　告（五）

【解说】 山西票号在体制上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山西票号自创立之初，就一直采取信誉贷款的制度。不论贷出多么大数目的款项，都只看重对方的人格和信誉，不需要对方的任何抵押。当时山西票号曾用“万两银子一句话”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信义原则。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银行施行的是抵押贷款。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社会中注重的是法律和契约，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即使在国外，他们也可以凭借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来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得以实施。 票号的种种弊端，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nbsp&nbsp

同　舟　忠　告（六）

【解说】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实力名满天下，所以朝廷几乎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正当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时，山西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们出来走一走。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