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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闲地为它买单。

1994年我主演了电影《黑骏马》，同时担任该片全部音乐的创作和主唱。该片在第1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音乐艺术奖”为我带来了一时辉煌，但这并不能掩盖我的碟即便在大陆市场上也不太卖得动的惨淡。

日历一张张飘落，新面孔层出不穷。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忍心地看着自己被一点点“活埋”。

那么，又该怎么解释2000年以后我的“人气”突然转旺，而市场也突然被看好这一现象呢？

有人认为这是受我该年以一首《天堂》连获“中国艺术歌曲音乐电视展评”和“新千年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大赛”三项大奖的推动，真是这样吗？

连续获奖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仅仅归因于此，恐怕就过于皮相了。90年代初我也曾连获大奖，为什么就没有相应地“火”起来？更何况斗转星移，我早已是一个演艺界的“老人”了。

也许，问题因而可以被转换为：一个“老人”的重新崛起，或重新被发现说明了什么？对此我更感兴趣。因为经验告诉我：其实我并没有变，是听（观）众变了。

而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我看到一直被“港台风”宰制的当代流行音乐市场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不想过分夸大我的艺术个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我还是愿意说，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胜利。同时这也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意识到，人们还是希望听到真挚诚恳的声音，能使灵魂产生共鸣的声音。

我外出乘车，不管是朋友的车还是出租车，他们给我放的大都是我88、89年的歌。我自己听了特没劲，简直太难听了！但他们不这样看。他们说太棒了！现在听就更棒，像陈年老酒！

演出时也是这样，那几首歌简直成了“种子”节目。《天堂》什么的就不必说了，像《蒙古人》，都唱了十几年了，但每次还得唱。从我的角度，这个歌就别唱啦，太老啦；可观众不答应，你不唱，他就喊个没完，等着过瘾哪。你一张嘴就是掌声，然后等着下一个高音，然后又是掌声……大江南北，概莫能外。

博尔塔拉：一次五星级的演出（3）

所有这些当然都使我感到愉快。我把这种相互给予的满足看作是对我的个性、对我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的褒奖。

曾经多次有歌迷对我讲，我们特喜欢你的歌，几乎每一首都喜欢，可就是唱不了；到卡拉OK想唱你的歌，一是不容易找到，二是即便找到了也上不了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也曾经像他们一样，认为这是一种遗憾，甚至为此而不安过；但现在我知道，那也是对我的一种褒奖，至少可以帮助我坚定这样的信心：并非在卡拉OK人人都会唱的才是好歌。

有朋友说我这些年又走在了“好运程”上。也许是这样。然而我相信，一首好歌比一个好运程重要得多。

所谓“好歌”，是指有自身生命力的歌，它是一种活的东西。活在哪里？就活在歌手和听众之间，活在他们似乎永不生厌、永不疲倦的心的交流里。

《我的太阳》唱了多少年了？四十多年了吧？可至今帕瓦罗蒂每次开演唱会，都还得唱这首歌，否则就过不去。有的听众也许已经听过一百遍了，可他还是忍不住冲动，要听第一百零一遍、第一百零二遍、第一百零三遍……并且是屏着气、憋着劲地听，憋不住了还会喊出来。

对一个歌手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更值得追求的事？相比之下，能否流行、能占有多大的市场份额，都是第二义、副产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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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苍狼乐队（1）

我已经说过，从88年到93年是我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得了好多奖，而且都是大奖。这时就想继续弄点名堂。弄什么呢？我一直没有自己的乐队，包括去台湾，用的都是他们的。那就弄一个乐队吧。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彼此配合默契的乐队不只是方便的问题，它还是你的延伸和扩展——声音、身体，或许还包括头脑。

说弄就弄。名称是现成的，我早有考虑——“苍狼”。苍狼是蒙古人的图腾，我是蒙古人，当然就是它。

人也好说，一帮哥们儿正等着呢。更重要的是落实资金，那可是一笔钱啊。

正好台湾风潮公司的老板杨锦聪来北京。当时我是他公司的签约歌手，条件是每年出一张专辑，同时负责东南亚地区的演出和宣传；几个哥们儿一核计，就向他开了口，理由是成立乐队，对他们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