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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还真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解放军无坚不摧，雪山草地都能征服，难道说还怕美国？’那老头是半信半疑。后来，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又碰到老专家，他仿佛年轻了十岁，一看见我就高兴地说：”奇迹呀，真是奇迹！‘我被搞糊涂了。他见我不理解，解释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尽是外国人欺负咱中国人。抗战虽说胜利了吧，美国、苏联也都参加了打日本，不能说是中国一个国的功劳。这抗美援朝才真让我开了眼界。’听见他这样说，我也激动起来。我说：”是啊，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你们说说，像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老专家，我们能不放心吗？”

王树声听着他们的议论，虽没明确表态，但他心里也倾向要大胆利用国民党留下的专家。

在此之后，他审慎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少留用的国民党科技人员，其实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不错，他们曾受到时代、环境的局限，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过，但全国解放已六、七年，通过新旧对比和党的教育，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也在逐渐提高。在抗美援朝期间，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国民党丢失军械弹药的检查、装箱，基本上都能尽职尽责。

于是，在王树声支持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军械研究所。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以总军械部的科技人员为主，从外抽调了一批科技人员，又从留用的科技人员中择优录用了一部分。

军械研究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人员还不能满足需求，可由于上下同心协力，成绩斐然，或改进，或创新，对我国军械工业，作出了可喜可贺的贡献。如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对比试验，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进口炮管是一种新式武器，每分钟可打两百发，威力很大。但缺点也很多，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滚烫发红，不能再射击了，只有重换。因而，每门炮需要三个备用管。我军大量装备这种炮，需要炮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制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赖进口，费用相当高。

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通过不断摸索，最后研究出了制造这种炮管的原材料。当把样品呈给苏联专家看时，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

分工经管此事的干部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拿国产的炮管与外国的炮管进行一场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树声同意这个建议，上报彭德怀批准。

高射炮靶场。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架起了两架大炮，两架大炮上两种炮管。彭德怀、王树声以及苏联专家等都在实地观看。

一声令下，大炮“嗵、嗵、嗵”发出了雷鸣。打到一万发时，进口的炮管不行了，中间红了，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斗志昂扬，一直打到两万发，中间才红，经冷却之后，接着又能射击这一场国产与进口炮管大“比武”，终于以国产的胜利而告结束。全场一片欢腾。

彭德怀深为王树声及他的下属们，以国产材料试制炮管终于成功，将给国家节省大量外汇，又给我军提供更多的优质炮管而由衷地高兴！

不过，总军械部，主要负责全军武器装备供应，而军械工业的生产，则由国务院直属。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脱离，价格一变动，必然造成矛盾。

生产部门最初与总军械部配合还比较默契、后来出现了一些矛盾。

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军械使用部门向生产军械部门派驻军代表。

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在实际上执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军代表由军械使用部门委派，他的职责是验收军械产品。验收过程中，自然而然要把握质量关。不讲质量的产品自然不过关。因此，生产军械的部门就抱怨军代表“偏心”；如果军代表不负责任地滥收，军械部门又不认这个帐，重者，可能要受纪律处分。

因此，军代表是“老鼠掉到风箱里——两头受气”，这个工作非常难做。

可舍弃军代表制度，又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当军代表制度实行后，有很多军代表来向王树声诉苦。王树声都仔细地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使他们心悦诚服。

王树声首先认为，军代表既不单纯站在生产者一方，也不单纯站在消费者一方。他应该既体现生产者利益，又体现消费者的利益。一句话，是体现国家的利益，体现党的利益。生产和消费是一对矛盾，它们相互离不开。没消费，生产无从进行：没生产，消费也无从谈起。但二者又有隔阂。军代表的任务就是排忧解难。作为中间调解人，消除生产军械部门和消费军械部门的隔阂。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