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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珍妃扔下井的。所以看见崔就生气伤心。于是，正红得发紫的崔玉贵，当即被撵出皇宫。崔玉贵是慈禧太后之弟桂祥（即隆裕皇后之父）的干儿子，桂公爷劝他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而崔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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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蝉落叶（4）

自从西安回来后，老太后对洋人就变了脾气了，不是当初见了洋人，让洋人硬磕头的时候了，是学会了见了洋人的公使夫人笑着脸，拉拉手了。把珍妃推到井里的事，洋人是都知道的，为了转转面子，就将罪扣到我的头上了。这就是老太后亏心的地方。说她亏心并没有说她对我狠心，到底还留我一条小命，如果要拿我抵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想起来，我也后怕。自从离开宫以后，再也不敢沾宫的边，我怕把小命搭上。为了欺骗舆论，安慰自己，西太后还追封珍妃为“恪顺皇贵妃”。这个凄绝的宫廷悲剧，演到最后一幕，竟是如此的峰回路转。但仔细想想，又是极简单和必然的。崔玉贵之话，该使一切在政治剧里主动或被动地扮演大小角色者惊心自惕。可惜，绝大多数剧中人，在轮到他们粉墨登场时，总是健忘的。珍妃死后，一直博得人们的同情。清代士大夫同情珍妃，其实是哀皇帝的不幸，哀他无能，无能到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无力庇护。所以，有恽毓鼎的《落叶词》：“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这是旧式文人的一种传统理念。

民国以后，文人更爱直接关注珍妃，将她政治化和理念化，把她塑造成一个改革家，这固然是一种说法，也有很强的戏剧性，但到后来，几乎成了一切清末宫廷戏的套路，却似乎大可不必。珍妃无疑是光绪身边唯一能谈点政治的女人，但她的政治主张究竟是什么，恐怕并没有人知道而只能猜测。因为真正属于光绪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含混不清的。在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发起的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其实质是“中体西用”。这场运动的真正舵主，应当归于慈禧太后。至于戊戌变法中，究竟哪些政治理念属于皇帝，哪些属于康、梁维新派，完全可由学术界再作讨论，但在我看来，光绪的总体思路，并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窠臼。另外说来，慈禧与光绪间的宫廷斗争，固然是一种残酷的政治行为，但并非都是是非之争和新旧之争。即便在戊戌政变的重大关头，这种斗争也仍然包含着母子之间的权力纠葛，如同慈禧与珍妃之争，包含着民间家庭古今常见的妇姑勃，这里的道理，其实是无需多作解释和论证的。就今天所能看到的珍妃史料而论，我对这位雄心勃勃气度不凡的女士一直难下更高的判断。我可能过于拘谨了。女人是很难琢磨透的，咸丰年间，谁又料想到兰贵人后来会成为事实上君临天下四十七年的女主？就史论史，过于拔高珍妃的历史地位，显然还证据不足。　珍妃确是不幸。她的不幸，自然始于她的入宫，始于她做了慈禧太后的儿媳妇。据说当初光绪选后妃时，最中意的其实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他走到德家小姐面前，正想递出表示中选的如意，慈禧在一旁忍不住大喊了一声“皇帝！”光绪不得已，才改选隆裕后。酷爱听戏的德家小姐，失去了母仪天下的机会，和其他入围决赛圈的秀女一样，仅获赏赐四匹大缎。后来她嫁给内务府某郎中，应当说，她是最幸运的。

同样不幸的女人还有隆裕。她的婚姻生活毫无乐趣，　40岁就做了寡妇，大清退位诏书也是她签的字。而在野史里，隆裕还是个善妒、打小报告、陷害珍妃的反派人物。她的弟弟增锡说：“历史对隆裕是不公平的。因为在慈禧和光绪之间，隆裕成了一个牺牲品。”增锡的孙子那根正说：　“隆裕真正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当年无辜地被选进了宫，无辜地嫁给了皇帝，又无辜地被皇帝讨厌。”“在整个历史中，隆裕只是个陪衬，人们可以说珍妃的悲剧，但是隆裕的悲剧谁关心过呢？”

五颐和轩依然闷热。颐和轩北面那口小小的井，就是珍妃的殉难处。挂着一块说明牌，叫做“珍妃井”。民国年间，被逊清小朝廷封为“端康皇贵妃”的瑾妃，曾在“珍妃井”　旁，为妹妹建立过一个小小的灵堂，叫做“怀远堂”，又在堂中设立了一块“精卫通诚”的匾，可见她们姐妹情深。遗憾的是，这些文物如今都不陈列了。游廊西侧的乾隆花园里，传来一阵蝉鸣，打破了宁静的氛围，也激起我的遐想。记得电影《末代皇帝》中，拍了一只宫中的老蝈蝈，这是导演贝托鲁齐的神来之笔。如今欢唱的知了，显然不会那么长寿，没有见过慈禧、光绪和珍妃。但它们是不是九十年前知了的后代，住在宫中的大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