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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演出的活报剧，日本人就演日本人，由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人演日本人。和他们在一块演出，逐渐地我们演日本人也特别像。另外，他们的活动有时比我们还坚决。例如，有时就一个人带个报话机出去，把电话机电线往敌人的电线上一搭，就和炮楼里的日本人讲话，宣传我们的政策，讲国际时事，动员他们反对日本天皇，蛮活跃的。

那个时期，群众的生活也还算好，支援战争，出钱出物都是很积极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有大灾荒。1942年，整个一年没怎么下雨呀，树皮都吃光了，所有的树都是白的，没穿衣服。当时，我们还得动员大家，不能叫大家的抗日情绪低落呀！还要对敌斗争啊！我们都被分配到各个村里去了，和老乡一块吃派饭。咱们有小米也不敢带去呀，要和群众吃一样的。吃的什么呢？没有什么粮食，吃的是黑豆、糠、树叶子。在老乡家吃的糠实际是谷子的硬外壳，为了能碾碎，要先用水闷了，再加上点榆皮一块碾，为了增加点营养，加上几个红枣，连核一块碾进去。由于有榆皮，才能团成团儿去蒸。那种面要是仔细看，都是带楞带尖的，吃时顺利容易吃下去，因为榆皮是光滑的；吃进去了出不来，大便时一蹲就是俩钟头啊！每次都流血。怎么办？就吃老乡的杨树叶子。老乡把树叶子在缸里一泡当菜吃，当时还觉得香得不得了，带点清香味，也有点酸味。就是树叶子，你也不能给人家吃光了，只能吃一点儿。就是那样艰苦，群众也没有逃难的。这就说明群众的情绪好，我们组织得好，也说明文艺宣传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说，如果是八路军来以前，人们早就出去逃难去了，不知要有多少人死在逃难的路上。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群众和我们一起坚持下来了，坚持到秋后把粮食打了下来。这一点应该大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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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纷飞中感受文艺的力量（3）

那时，每个村都能演话剧，有的甚至写话剧，都是自己演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记得在阜平，还搞了一次“穷人乐”，即全村人都参加，大家又是演员又是观众。那次演出还是很有特色的，真是感觉到文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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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修改，《白毛女》终成经典

1944年春天，晋察冀边区组织干部去延安保护起来。我们“西战团”就回了延安，回到“鲁艺”，回去向延安汇报演出，演出我们在敌后的剧目。那时，我们只有话剧和歌剧。而延安正时兴秧歌剧，像《二流子变英雄》啊，《兄妹开荒》啊，后来又有了《夫妻识字》、《周子山》。当时认为，这才是最受群众欢迎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我们演话剧，就有些人担心，因为话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没有市场，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有点市场，秧歌剧才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我们对话剧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试看。当时，演了个《粮食》，是现写的；还有《保卫合作社》，是贾克写的，给党中央一汇报却轰动了，觉得这个话剧真好，真亲切，戏还很有味道，而且还有地方特色。本想演个四五场，可是一下子演了二三十场收不下来。

后来，我们想，把我们在敌战区、在敌人炮楼下怎么演出的给大家表演一下。我们那次就在“鲁艺”找了个大院，大院有两个门，把观众请来坐在院子当中，大白天，就借实景在院子里演。大家感觉非常亲切，好像自己就到了敌战区这个环境里了。这个话剧一演出，好！就不得了了，大家说话剧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深刻，后来就演起话剧来了。陈荒煤写了一个《大粮食》，就是根据陈赓将军那次战斗，控制住粮食，把围困的敌人弄跑了为背景写的。紧跟着又演了一个外国话剧《前线》。这就证明，只要有了生活，群众就会喜欢，因为你演的是他们的生活，你就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不在于形式，主要还在生活、在内容。

我们到延安后，看到的秧歌剧对我们的启发也很大，形式很好。看了《周子山》，它是根据秧歌剧发展起来的小歌剧。它打破了场次关系，利用走场过场形式，一会儿一场，不受场景限制，形式很好。当时我们也提出要演一个反映敌后生活的戏，演什么呢？过去我们有个《白毛仙姑》戏，是一个多场戏，需分场次演，认为只能拍电影，作为舞台戏就有点不好演了。现在想，可以把它搬到舞台上了，因为它是敌后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个剧本是在一个敌后通讯上写的，我们将剧本拿到“鲁艺”，让“鲁艺”的领导审查。他一看，说是好东西，让我们组织力量来搞。那么，搞个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呢？搞个群众喜闻乐见的，还是中国形式的歌剧？搞中国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