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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农寺者，北宋主持变法的国家机构也！

宋神宗时期，司农寺下达了一道变法命令：全国各地供神的祠庙，一律承包给私人，每年上交给官府一定数额的香火钱。官府得到这些钱后，便不管承包者去经营什么项目，于是乎，昔日庄严肃穆的祠庙，顿时变成了承包者们赚钱的商店或市场。一时间，各祠庙里喧闹声、哭喊声、调笑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乌烟瘴气。更有甚者，将前朝帝王的陵园也加以开垦，唐太宗李世民等人的陵墓就变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参天齐地的树木被砍伐一空，简直惨不忍睹！

我无意攻击王安石而为司马光说项，也不必为俺们川籍文人老哥子苏轼打抱不平，但仅就司农寺为当朝增利生财而置祖宗祠庙、陵墓之体面而不顾的做法，颇为“愤愤然”也！

封建王朝历来十分注重祠庙和陵墓的保护，把它们视为祭祀天地、祖先的神圣殿堂。秦始皇千里迢迢泰山封禅，汉高祖戎马倥偬拜谒轩辕陵，汉武帝南巡潜山祭祀天地，徐延昭冒死探守皇陵……都留下了多少传颂千古的佳话。不然，我神州大地何以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瑰丽景象；当今北京也不可能有“天、地、日、月”四坛交辉的奇观。由此可见，祠庙、皇陵、古墓，已经是一种历史积淀、文化场所，是绝对不可以任意亵渎的。

这些道理，司农寺的官员恐怕是知道的，但是，承包的命令还是下达了，执行者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严重的后果当然也就出现了。出现这一“不该为者而为之”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史学家们说是北宋的“积贫积弱”。我非常赞同。只要读一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可以看出：“天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文中还说，学校本来很少，有的学校又没有教师。官员规定的俸禄非常低微，不兼营农业、商业是难以维持生活的，而且拖欠又相当严重，大约要任职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军队由宋初的20万增加到125万，军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0％。在这样极度贫困的情况下，难怪北宋的变法者们要看中一座祠庙一年七八贯钱的租金了。

由此，我是否可以这样说：国家的“积贫积弱”带来了变法者们的急功近利，下策之举。用今天的话讲，可否是用牺牲精神文明来换取物质文明呢？当然，变法者的初衷也未必如此。他们无非是觉得，这些祠庙、陵园闲着、空着太可惜了，只要开发出来，经营有方，管理有道，既能祭祀，又能增财，于国于民都会有利。然而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里，当道德文明的常轨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改革者的动机与效果往往是很难统一的。果然，司农寺的变法措施在贫困的执行者（也许还有部分贪婪者）手中，很快变了“味”。他们对于政策中规定的承包开发寺庙的若干“不准”，完全置于脑后。什么项目能赚钱，管理者就任凭他人经营什么项目；哪些口岸利润大，承包者就抢先租赁哪些口岸。真是有利可图者干，大利可图者大干，暴利可图者丧尽天良地干！难怪乎王安石也只好说：“穷则为小人”矣！贫穷的小人钻起政策的空子来，实在太厉害了！由这些穷困的小人去执行变法的政策，进行变法的实践活动，好的政策可能变味，有弊端的政策可以失之荒谬。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是否与此有一定关系呢？

话又说回来，这一变法失误的始作俑者依然是司农寺。应当明白，承包是变法的一项内容，但并非一切变法都可以采用承包。历史的经验证明：上层建筑其中包括不少制造精神文明的机构，是不完全适合于承包的。我们今天的某些出版社、图书馆、高雅艺术团体、革命历史展览馆等等，由于承包而显出的弊端已经令人震惊了。司农寺当年是否对类似机构也进行过全面承包呢？我未曾考证，不敢妄言，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宋神宗的125万军队没有承包，三寺六部没有承包，郡县官署没有承包，国史编修、著作郎之类的官职也没有承包。古今中外，这些都是绝对承包不得的呀！

承包不是变法的全部内容。宋神宗看来是在变法的过程中逐步醒悟了。所以，当应天府长官张方平和御史中丞邓润甫愤然上书此项变法的弊端时，神宗皇帝龙目一览后批示道：“怠慢神灵，污辱国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吗？”于是，祠庙、陵墓的管理又恢复先制！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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