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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无论寒冬酷暑、艇上岸上，都光着一双脚。人们都说穿鞋在船上站　不稳，这只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其实艇户上了岸还是喜欢鞋的，且不论行　走舒适，因为光着一双黑黑的脚板，岸上人就会嘲笑“蛋家仔弃蛋上岸”。　也许是这个原因，霍英东父亲于一年春节，平生头一遭穿新鞋上岸。他上　大牌档填肚子，按艇户习惯，脱去新鞋，蹲在条凳上吃河粉。吃完双脚落　地就走，回到艇上，才发现没有把宝贵的鞋穿回来——可见一向没有穿鞋　的习惯。 内地的水上人家是在内河。香港的水即是海。海上无风三尺浪，小如　柴棍、脆如蛋壳的住家艇，怎经得起风吹浪打，船翻人亡的惨剧时有发生。 有一年台风，霍英东两个年幼的哥哥翻船落水，葬身海底，怀着霍英　东姐姐的母亲，被他父亲和叔父合力救起，幸免罹难。没多久，熟悉水性　的叔父，也被狂风巨浪吞噬。父亲数次从海难中逃生，但在霍英东7岁那年，　父亲被病魔夺去性命。 水上险恶，香烟难继，霍英东成了霍家唯一男丁。霍母咬咬牙，弃艇　登岸，带一家住进湾仔一栋摇摇欲坠的唐楼。唐楼拥挤不堪，一层竟住了50　户人家，每家占的空间小如鸟笼，香港把这种屋称为笼屋。笼屋又属岸上　人家的下等家庭。 霍英东一家四口，除母亲，还有9岁的姐姐、5岁的妹妹，霍英东7岁。　那时的人们多患肺瘩之疾，这种病被视为不治之症。那栋唐楼，竟有半数　人患有肺痨，咳嗽声此起彼伏，夜静时，声音分外怵心惨人。霍英东回忆　此事甚为惊奇：我们一家竟侥幸无恙，大概吉人天相吧。 霍母是个坚强的女性，她担当起先夫留下的小生意，她硬着头皮去与　泊在外海的货船交涉，把煤炭驳运活全揽下来。然后分给舢贩主驳运到岸　上的煤仓，霍母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 霍母目不识丁，却颇有远见，她深感没有文化的窘迫，全力支持儿子　读书。 霍英东“启蒙”时父亲还在，他读的是“帆船同业义学”，义学由富裕　的船东赞助，免收学费。义学在一艘船上，随船飘泊，行踪不定。霍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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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上学，常常连“学堂”的踪影也找不到。 父亲死后，母亲仍坚持让儿子读书。她怕耽搁儿子上学，就划小艇到　处寻找学校。这样捱了3年，母亲让儿子转入敦梅小学，小学采取收费制，　但设有一个免费班，需经过考试才能进入，免费即是奖学金。霍英东不但　考上了，还考取第一。完成初级教育，霍母让儿子进了著名的皇仁书院念　书。 皇仁书院每月的学费5港元，这在穷人眼里是相当昂贵的学费，那时一　个店员的月薪在5港元上下，还要养活一家人。霍母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霍英东深知学费来之不易，发愤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在校涉　猎了不少文学作品，如　《鲁滨逊飘流记》、《金银岛》等，这些海上飘流冒　险的小说，对霍英东涉世后曾产生较大影响。 进入高中，每月学费10港元，这对霍家来说，更是沉重的负担。霍母　做驳运煤炭经纪，还与数个艇户合伙买了一艘兴和号小火轮。她对霍英东　说：“我拼死拼活，就是为你能念上书。” 霍英东除了上课，还帮母亲记帐、送票据。母亲每日给霍英东一毫钱，　母亲是这样安排的，电车往返6仙，简易午餐4仙。霍英东把电车钱省下，　每日从湾仔跑到荷里活道上学。省下的钱用于买书。霍英东道：“那时我读　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3名以下，自己便觉得脸红。” 霍英东读到中三，霍母指望儿子能升读大学，耀祖光宗，告慰先夫亡　灵。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命途多舛 汇丰银行　（日港督府所在地）高悬着太阳旗，日军四处张贴安民告示，　宣传“共存共荣”。一面查封“敌产”，一船一船运往日本及台湾。霍母和　合伙人购置的小火轮被征用，霍家生活来源嘎然切断，再也没有货轮泊在　外侮，驳运煤炭的生意就没霍母上街摆卖家中的衣物度日，霍英东出门寻　找工作。 霍英东平生第一份工作，是到渡轮做轮机工。渡轮是烧煤的，轮机工　就是铲煤工。霍英东年满18岁，却十分瘦弱，端一大铲煤炭颇感吃力，抛　进锅炉也撒下均。做了两个月，力气和技术毫无长进，便给炒了鱿鱼。 霍英东的第二份工作，是交了10元日本军用票做押金才获准到太古船　坞做铆钉工。船坞已被日本人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