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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能继承父业，争当霸主，但其生活极其奢侈、腐化。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在朝政上也逐渐变得独断专横、自以为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对孙武、伍子胥这些功臣也不再那么重视，反而重用奸臣伯嚭。伯嚭收受了越国的巨额贿赂，充分利用受到夫差宠信的合法身份和手中掌握的权力，离间夫差和孙武、伍子胥等忠臣贤士的关系，结党营私，借刀杀人。

夫差的狂妄孤行，伯嚭的贪婪祸国，吴国宫廷内的勾心斗角、倾轧争斗，这一切孙武看得十分清楚。他机敏地觉察到吴王夫差在奸臣的诱惑下，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执行了极其错误的战略方针，已经不可救药，无法扭转。孙武深知“飞鸟绝，良弓藏；狐兔尽，走狗烹”的道理，他不愿重蹈叔父田穰苴的覆辙，著述兵法以教后人才是自己的选择。孙武在其兵法十三篇首篇《计》中就曾写道：“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现在该是急流勇退，辞去将军的官衔，归隐养老的时候了。

孙武向夫差正式提出了自己不愿为官、归隐养老的要求。夫差让伍子胥再三挽留孙武，但孙武此时已是去意已决，不可动摇。临别之时，孙武与伍子胥进行了深谈。他暗地里劝好友伍子胥：“你知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吗？自古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吴王夫差现在自恃强盛，四境无虞，以至奢侈无度，荒废朝政。如果我们功成名就还不懂得隐退，哪将来必定会有后患的。我并不是只想自保，也是想着保全自己的家小啊。”伍子胥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吴王夫差念孙武战功卓越，临别赠送了金帛数车。孙武沿路全部散发给了贫困百姓，以示其全心归隐。

孙武走后，伍子胥未听从孙武的劝告，在越国的问题上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夫差进谏。伍子胥的苦谏，夫差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厌恶反感，日久就疏远他，咒骂他。后来，夫差在伯嚭的挑拔下，借口伐齐前伍子胥偷偷地把自己的儿子送往齐国怀有二心，是对自己不忠，于是派人送属镂之剑（属镂为剑名），赐伍子胥自刎。死后不予安葬，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伍子胥不听孙武忠告，只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孙子与伍子胥都是为后人称颂千年的英雄，但是，他们的结局却如此的不同。此时，我们才真正理解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深刻内涵。

范蠡和文仲

范蠡和文仲

公元前４７３年，勾践完成了雪耻复国大业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然而，当勾践登上他人生巅峰的时候，文仲却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和文仲同为勾践股肱之臣的范蠡曾写了一封信给文仲，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让文仲和他一起功成身退，但文仲不以为然。

后来，范蠡弃政从商去了，一叶扁舟带着西施飘然离去。从此开始经商。今天商人们供奉的“陶朱公”就是范蠡。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是先秦时期罕见的智士，史书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而文仲继续在越为官，命为相国。但好景不长，勾践开始猜疑文仲，谗臣也开始大肆讲文仲坏话。所谓“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历史的逻辑总是那么残酷而又真实。公元前４７２年，勾践召见文仲，勾践说：“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赐文种一把剑，令其自裁。文仲仰天长叹：“大恩不报，大功不还。其谓斯乎？吾悔不随范蠡之谋，乃为越王所戮。”一代谋臣，伏剑而死。

司马懿装病

司马懿装病

躺在红木太师椅里，司马懿（公元179—251　年）心事重重：“魏明帝驾崩，幼子齐王曹芳即位，自己身为太尉，和大将军曹爽受明帝遗诏，同辅朝政。曹爽原先不敢自专，凡逢大事必请问。如今，他竟引荐心腹，架空了我。

唉，人家曹爽是宗室贵族，再加自己太尉兵权已被夺去。当了名空架子的太傅，怎能与这小子硬拼呢？养病吧，让曹爽这小子忘了我。”

曹爽没有忘记他。心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曹爽暗暗嘱咐李胜：“去司马懿处告辞，探探虚实。”

“报太傅，李胜进见！”一声通报惊醒了司马懿。他忙让两个婢女搀扶着，坐在雕花大床上。

李胜刚刚跨入，司马懿忙以手拿衣，衣服却扑的落地。他又向婢女比划着双手，示意口渴。婢女端上一碗粥，可马懿滋溜滋溜喝着，粥汁竟全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