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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延伸的皮肤》）论述服装。这里，我们无法详述关于服装的各种理论，而只是从众所周知的《卖炭翁》一诗中，感受一下服装的功能。可以说，《卖炭翁》一诗是紧扣“衣服”这一话题来展开的。卖炭翁在“南山”艰辛劳作（“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为的是什么呢？衣食而已（“卖翁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令人感伤的是，这个处于“饥寒交迫”状态下的老人希望天气更加寒冷，因为只有天气寒冷，炭才能卖个好价钱（“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当老人在“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却来了两个人。诗人没有直接说这两个人的身分，而只说了两个人的穿的服装（“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最后，这两个蛮不讲理的人用“半匹红绡一丈绫”，“买”走了老人打算换取“身上衣裳口中食”的一车炭。“半匹红绡一丈绫”对于别人也许有用，而在老人手里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这位“可怜身上衣正单”的老人要求于衣服的，是它的最低限度的功能－－御寒。而“红绡”和“绫”的功能不是御寒－－用“绡”和“绫”作成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用的，它只不过是一种身分的标志。换言之，它传达着关于穿这样衣服的人的身分的信息——那两个“买”炭的人只需看他们的衣服（“红衣”、“绿衫”）就可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服装的两种功能－－御寒、蔽体的功能和传达信息的功能。一般说来，对于温饱尚成问题的人来说，服装担当着御寒的功能。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服装仍然担当着传达信息的功能，比如乞丐的身上的衣服也仍然是一种媒体。乞丐不自觉地、默无声息地发布着这样的信息－－他是乞丐，并且是何种类型、何种“等级”的乞丐。在这一点上，乞丐的服装与皇帝的“龙袍”，“锦衣卫”的“锦衣”，道学家的“道袍”，和尚的百衲衣，牛仔的牛仔服是同一回事。服装与人的身分的关系之紧密，可以从这样一种现象中察知：人们有时直接用一种服装的名称来指称一种相应的性别、社会和文化身分，比如在中国古代，平民被称为“布衣”，养尊处优、游手好闲之徒被称为“纨绔”。又比如，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标题中，“红”与“黑”分别指两种社会阶层——“红”指军队，“黑”指教会。（法国当时的军服为红色，教士的服装为黑色，主人公于连想在军队发迹而未果，就投身于教会，想通过个人的奋斗爬到教会的最高位置，成为红衣主教）。服装作为一种媒体，以最直观的方式传达着关于一个人的所处的时代，他所属的民族，以及他的性别、社会地位、财产、教养等等的信息。哲学家们对人下了许许多多的定义：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无毛两足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会笑的动物”，人是“传播的动物”，人是“信息的动物”……等等。但在我看来，把人定义为“穿衣服的动物”更直接了当，更准确。历史上每一场重大的变革同时意味着一场服装革命。汉语中的“革命”之“革”，本义为“皮革”，代指帝王将相的衣帽。“变革”的本来意思就是“变服装”。麦克卢汉说，法国大革命时期“新颖而朴素的衣服”是“向封建阶级发出的讯息”，“那时的衣服是一篇政治鼓动的宣言书”。其实，每一个时代人们的服装都带有发出“讯息”和“宣言”的特征。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为例，“中山服”、“毛服”都带有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中国人在十年文革中的服装（几亿人穿着蓝颜色的衣服，以致于有西方学者称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蓝蚂蚁的国度”）包含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丰富的讯息。现今的中国青年男女很难理解，十年文革之后的几年里，该不该穿“喇叭裤”、该不该戴“蛤蟆镜”竟然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而那个时代的人决不会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姑娘们穿着特意将肚脐露在外面的衣服昂然自恃地在人前走过，以无声的语言每日每时地发布着意味深长的宣言。五六十年前，中国的新女性以旗袍作为她们的旗帜，今天的新潮女性们以最大限度地展示她们的身体为原则，用半透明的、超短的衣衫裙子、裤子作为她们耀眼、刺眼旗帜，营造着世纪之末的文化景观。

人可能以各种东西为旗（如有作家声称要“以笔为旗”），但每一个人首先无一例外地以“衣”为旗。

５．２　“他们”：无所不在的眼睛

恰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人的所有器官及其机能的延伸（如车轮是腿的延伸，电话是口和耳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延伸，电脑是人脑的延伸）最终都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