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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和一个贫苦的女同学恋爱，原来以为家庭很爱自己，一定会同意的，但家庭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能门当户对。母亲还说：‘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家教，影响家声。’第一次，我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会的恶毒，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在家里被囚禁似的管制，三年多不准恋爱和通信。这三年多中间，自己开始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有了新的看法，经常处在极端不满和抗拒的愤恨情绪中，甚至和父亲闹翻了打起架来，一心想离开家庭，脱离封建社会的控制。

“1944年，得到在联大念书的马识途同志（地下党员）的帮助，离开了家庭到昆明联大附中读书，那时心里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很快地在许多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进步和新的认识，终于在1945年7月，由马识途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民青社’。分析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个人和个性的解放，能够自由恋爱，后来在若干次斗争锻炼下，思想认识才逐渐得到改造，‘一二·一’学生运动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学运中，自己亲眼看见了国民党特务如何屠杀青年学生，才真正认识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通过这回群众运动，懂得了群众的力量和决心，更坚决地参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后，由于特务跟踪，便撤往乡下工作，那时马识途同志考虑是否吸收我入党（当时我并不知道，对党也无认识），后来觉得我出身地主家庭，应再经过考验才行。1946年和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调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原来在昆明指导我进步的另一位同志齐亮（已牺牲，当时在《新华日报》）继续培养我工作和学习。当时在西南学院搞过一些活动，担任新闻系主席和系联会（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后加入了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民建中学任教，从这时起就开始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在民建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刘国鋕（均已牺牲）同志介绍入党，候补期为九个月。”

罗广斌在家人的眼里，特别是他那位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司令的哥哥罗广文眼里，他这位“不务正业”的弟弟，实在是属于“不可救药”一类的浪荡公子。然而哥哥并不知道其实他的这位弟弟不仅不浪荡，而且非常有思想，只是他追求的与他哥哥完全相反。

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后又押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因为有个国民党川军兵团司令的哥哥，所以特务机关对罗广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罗家本身也费了很多心思想救他出来。不过，其哥哥罗广文则另有想法，他曾与徐远举交待过：这个花花公子，得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明白不干“正道”就得吃亏。徐远举念罗广文的关系和“好处”，一直期望罗广斌能够“收敛”一点。但早已成为共产党员的罗文斌根本不听劝告，仍“我行我素”。

叛徒冉益智曾接受过徐远举之托，要他对罗广斌进行劝降。冉说：“徐远举问我，罗广斌在重庆做过什么。我说，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学生，在学生中有活动能力，后在民建教书，曾经写过申请书，尚在候补。徐说：你去劝劝他，叫他承认了关系，我准备送给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匪派张界同我去渣滓洞，与罗广斌在李磊屋里谈话，由李磊在旁监视着。我对罗说：‘处长叫你承认关系，你有特别的人事关系，承认了可以恢复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装腔作势、东说西说，罗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李磊出去了。我和罗说：你承认了吧，又不要交出组织，可以不写悔过书而恢复自由，是合算的。但罗仍不承认。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和刘国鋕对质哩？你到秀山不是因为陈明德的被捕吗？’罗脸红仍不承认。其实，我确知罗的一切，他入党是刘国鋕介绍的，过去是和彭咏梧发生关系，领导西南的学运和重大的学运，他去秀山是和陈家骏（女、西南学生）、姚炳奎一道去的。姚是我交给萧胖子（泽宽），秀山的关系是萧胖子管的。这些资料一扯又宽了，我没说出，也没继续再追。便在罗要求弄点药品之后，结束了这次谈话。回来之后，只对徐说，罗不承认。……后听张界说，罗广斌承认了关系，但他表明态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时处决，三、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

可以看出，罗广斌在敌人面前还是非常坚定的。原国民党罗广文部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林茂（解放后担任过四川荣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