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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但是，如无必要，我不想对自由党领导人进行政治揭露。

因此，我被说服不参加电视辩论。不值得去冒这种风险。总之，正如我对独立电视公司邀请的公开答复说的：“我个人认为，决定选举结果的是要解决的问题和政策，不是个人品格。我们应该信守这种立场。我们并不是选举总统，我们是在选择一个政府。”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它所引起的某些方面人士的批评很快就平息了。

另一个策略问题是关于上午的记者招待会。照戈登·里斯的想法，最好干脆把它们取消。考虑到传媒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事情很少成为当天的主要新闻，也许一些离奇的差错和口误除外——值得庆幸的是，在竞选期间没有出现这类问题。但是上午的记者招待会确实给报界提供了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的机会，因而也给政治家提供了显示其才能的机会。因此，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也是赢得老练新闻记者尊重的一个机会，他们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撰写的报道文章。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的问题：我们和工党都不愿意把上午9点30分这一档方便的时间让给对方。结果，我们在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工党同时也在广场对面的运输大楼里举行他们的记者招待会。于是有时就会有一大群记者涌进早已拥挤不堪、温度过高的总部招待会房间，他们根据吉姆·卡拉汉、丹尼斯·希利或雪莉·威廉斯在工党记者招待会开始时进行的无端指责和攻击，向我们提出问题。最后一个产生混乱的因素是因使用“电子新闻采访”摄像机造成的。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摄像机体积笨重操作不便，但它们的确大大增加了电视报道的灵活性，扩大了报道范围。可是摄影师人数也增加不少。那些扛在肩上的摄像机和拖在地上的弯弯曲曲的电缆线，无论在总部还是在我竞选旅行的各个停留站，对我是个经常不断的威协。

由于某种原因，保守党的竟选运动总是比工党启动得晚，发展得慢。可是这一次从解散议会至4月11日星期三我党发表竞选宣言，工党在这段时间内比通常更加肆无忌惮。这主要是因为那些我嘱咐他们在公共场合露面和发表讲话的同事们不太得力：这也是整个竞选期间的一大困难。除迈克尔·赫塞尔廷的名字经常在新闻大标题中出现外，我这些同事们的态度不像政治家，倒像是准备当政府部门领导的人物。当然，这就是说，他们是在冒静待时间过长的风险，也使工党得以把火力更加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不过连我也觉得他们这样做对我们有坏处也有好处。在所有竞选运动中，说话的格调和对个人的攻击都应保持平衡。

工党打算利用这段时间开始攻击我党尚未公开发表意见的政策。可是工会领导人不等工党老板封住他们的嘴巴，就夸夸其谈起来，他们的腔调使人联想起头年那个“不满的冬天”，这恰好是干了对我们有利的事。全国铁路工人工会领导人锡德·韦格海尔威胁说，如果产生保守党政府，并实行自由集体谈判，他将“对工人说，孩子们，来吧，把你们的嘴巴伸到食槽里去吧”，书画刻印及有关行业协会领导人比尔·凯伊斯保证说，如果国家竟然愚蠢到选举托利党上台，他将进行“对抗”。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领导人戴维··巴斯内特也预言将发生劳资冲突。这些都是为工党吹奏过的老调子，可是现在跟选民的想法完全合不上拍。

我也没有完全保持沉默。4月：日星期四，我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的一次集会上向候选人（包括参加改选的保守党议员）发表讲话。我觉得——大概谁都有此感觉——这个地方不是举行公共集会的好场所，因为建筑单调乏味，毫无特色。这一年有个特殊困难：候选人希望听我讲讲竞选宣言的主要内容，可是宣言尚未发表，我只能向他们简单讲一些文件精神而不透露内容细节。因此，我着重讲了讲降低所得税以更好地促进创造财富，以及工会改革的必要性。会场上的听众全是优秀演说家，对他们讲话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的热情证实了我的感觉：我们没有选错斗争的领域。

第三节　竞选第一周——选举前21天至14天

4月11日星期三，在我第一次主持的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宣言正式出台。一起主持这次招待会的有威利·怀特洛、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彼得·卡林顿、吉姆·普赖尔、汉弗莱·阿特金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安格斯·莫德。宣言的语调温和适中而又切合实际；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用简单明了、不带行话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