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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我告诉她我只会说普通话，那个人就用上海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我找老张。

这时候老李也冲进来，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看。我告诉他是找老张的，老李犹豫了一会儿，就转身出去叫老张了。

小露扑哧一声笑了，我也苦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十分丢人。我不断地告戒自己，如果电话再来，我一定要慢慢地拿起话筒，语调和缓地说话，决不能再如此失态了。

可恨的是，当电话再次响起，我依然在第一时间抓起了电话。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硬着头皮，问对方找谁？那边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齐天同学是住这里么？”

——至此，我听到扑通一声，那是心脏从嗓子眼落回胸腔的声响。

挂下电话之后，我站起来，没有说话。小露高兴地看着我，说太好了，齐天！

我抱住小露，吻了她，我们都高兴极了。我回屋去拿了书包和衣服，和老李、阿迪握手告别。小露送我上电梯，我问小露要不要陪我去？小露摇头说，她要陪陪阿迪他们。

我下楼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青松城酒店——所有评委和招生办的头头们都住在那里。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当时的心情。如果让我回忆的话，我肯定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好得无以复加。

一路上，出租车司机和我聊天，给我讲如何区分哪些是上海人，而哪些不是。我感觉如坠五里云雾当中，眼前的一切都有一种不真实感，令人不敢死心塌地确定。你知道，最大的幸福不是幸福，而是不幸之后的幸福；可以说，所有的幸与不幸都是相对而言的，而强烈的反差令人难以适应。

到了青松城酒店，坐电梯上到21层。我见到北师大的招生办主任，他和我握手，给我倒水，接过我的大衣放在床上，问我要不要吃根香蕉？——这一切令我受宠若惊——要知道，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被学校里的家伙当作烂在地上的苹果踩来踩去，我这样的家伙在全国数以千万计；而对方是北师大的招生办主任，是那种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必须拔掉家中电话，或者躲到外地才能防止家门被挤破的家伙。

后来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来了，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位，同样的握手、问寒问暖。我给他们讲昨天晚上接不到电话的故事，她表示同情，还告诉我她也有个女儿，去年不顾父母反对，考到建筑系去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谁也不说比赛的事，我觉得他们好象在等谁，可是又不好意思问。这个房间的地毯厚极了，可以把整个脚陷进去，还有落地大窗，可以看见黄浦江。我当时觉得，当大学老师真是太爽了，可以住这么好的房间。（现在我知道，大学老师只有出差时比较爽，平时的生活还是很清贫的）

后来，门口进来一个老头，招生办同志和系主任同志都站了起来，我也赶紧站起来。系主任同志介绍说：这是中文系的童教授。

又对童教授说：“这就是齐天。”

那老头大模大样地和我握了手，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忽然想起来似的，问我说：“你是不是写……那个老女人的？”

我说：是，是我。

这老头就很高兴，又和我握了一遍手，还恍然大悟似的说：“哦，齐天啊，我知道你。”

总之，这个老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坐下来，系主任同志给他倒了水，我们就此开始谈论比赛的事。

他是这么开场的：“北大么，他们的两个已经定下来了吧？”——说罢看了一眼招生办同志。

招生办同志点点头，很肯定地说：已经定下来了。

“复旦么，他们也不见得比我们强，而且——他们好像只招上海学生吧？”

招生办同志点点头说：好象是。

“其他学校就不行了。——清华的中文系也没有我们强，”童教授很肯定地说：“不要看他们牌子大，他们的中文系不行。”

最后他看着我说：“我们看过你写的文章，怎么样，愿不愿意考虑一下我们师大？我们北师大中文系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明年还有基地班。”

我刚要说话，童教授赶紧又说：“当然，你也不用急于回答我们，可以考虑考虑，也可以和家里商量一下。”

——事情就是这样，童教授根本没搞清楚我的情况。他们准备了一顿满汉全席给我，还担心我不满意；他们不知道，现在我有吃的就行，哪怕只是一只3块5毛钱的汉堡包，我都会感激涕零地吞下去——更不要说眼前的这顿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