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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换句话说男女交合愈不能尽情，愈觉得为淫。”“淫”即“不称其职”，也即滥用之意。从艺术家的眼光看：“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张竞生调侃地说，这种释义，是周君那种“专门误会为能事”，耽于呆蠢法、歪缠法的使人可憎的“中国式的科学家”，是完全不懂的。说到科学一层，张竞生认为：“一切事物皆是生动变迁的。一切定则皆是相关的。无有一件事物永久不变，而同在一件事物中，随了各人的聪敏智慧与时间空间及速力的关系而可变为无数的现象。所谓科学的定则为事物万世不易的条理，应合万人一样的口调，皆是傻的蠢的科学家死成法的瞎说。”因此，要成为一个真的科学家，必须“以常识为基础，以哲学为依归，而以艺术为方法”。周建人批驳张竞生“就性的事实说，当然是科学的事，便对付性的方法，完全是艺术的”为伪科学，他认为：“科学能够学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机会学或学不会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做别方面的工作，不必说一句话一定要戴了科学的面目来说。因为不合于近代科学的科学是伪科学，伪科学比无科学更为有害，无科学不致妨害科学，而伪科学是能使科学混乱，它不能增进科学，反而要阻滞科学。”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7）

性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之争。对于性教育运动，周建人与张竞生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周建人看出了危机，张竞生看出了意义；周建人侧重于普及性知识，张竞生着眼于普及与提高并重。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两位性学先驱在观念形态上的激烈交锋。

周建人在探讨性教育时提出了广义与狭义的概念：“狭义的性知识，目的在使青年对于性器官和行为知道摄卫和节制，希望花柳病的传染，及不负责任的性关系可以减少些。”“广义的性教导”，则是“泛讲性的真理和恋爱的意义等等”。张竞生则认为：“依我意见，应分为二项工作的进行：即一方面应从通俗上着想——而一方面应从提高上努力。凡能将性的知识，普普通通地介绍给人，这是一种通俗的工作，原是最好不过的，当然为我所欢迎。但是应知此项通俗的工作，乃仅仅为一种普通常识的应用，不是除此之外便禁人不可有再进一步的研究与运动。”张竞生举例说，他的第三种水与性部呼吸的发现与研究，就是在提高上下工夫，即使“此等提高的工作完全失败，我们尚当继续去做，因为人类知识之所以能够日进月增者，全靠有一班人肯冒险去做提高的工作”。可惜周建人每每对这种冒险的工作发生误解，把“丹田呼吸”当作“可恶的道士思想”加以反对，把男女交合重灵的提倡视为女子权供男子娱乐的器具。在张竞生看来，周建人甚至故意曲解张竞生的原意，以混淆视听，打击对方。张竞生说：“如说我提倡裸体，便是提倡‘可恶的野蛮风俗’；如说我提倡情人制，便是提倡‘可恶的乱交制’；如说我提倡使女子出第三种水，便是提倡‘可恶的淫水’；其他其他，尚多尚多。

你愈胡闹，我愈有文章可做。你愈摆起科学家的架子来，我愈有打破科学家的张天师符咒。”

张竞生与周建人争论到最后，彼此已经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也就很难对性教育本身再进一步作心平气和的探讨，争论遂告中止。

相对于周建人，初出茅庐的潘光旦对张竞生的批评火力更密集，姿态更凌厉。潘光旦，1899　年8　月13　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一个缙绅之家，1913　年赴清华学校求学，前后长达九年；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6　年回国后在上海政治大学任教，1927　年5　月1日起任《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编辑。

潘光旦对于性问题的兴趣始于十二岁时对于一本日本医师所著的关于性卫生的书的阅读，二十岁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逐一借阅了霭理士七大本（原为六本，后又增加一本）的《性心理学研究》，赴美留学时又主修生物学。因此，在性学研究上，他与张竞生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性伦理观不同，潘光旦持既满足性欲又节制性欲的态度，张竞生却主张打破一切性禁忌，充分享受性带来的快乐；其次是学术训练不同，潘光旦讲究言必有据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张竞生则追求灵光一闪的哲学把握。留美归来的潘光旦以渊源有自、训练有素自命，当他刚刚就任《学灯》副刊编辑时，忽然发现坊间正在悄然流行着一种新杂志——《新文化》，该刊主编张竞生大谈性教育和优生学，“口气极大，像有无上的权威似的”，“以提倡优种学自居，并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