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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动情的，尤以动情一项为最特色。

这种理论的阐发，使张竞生对裸体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有力地回击了“裸画”即“春画”的谬论。针对上海县知事危道丰指责刘海粟的模特儿与伤风败俗的裸体画实是“变相之春画”，而刘海粟无词以对的窘况，张竞生首次从理论上辨识了“裸体画”与“春宫画”的根本区别：“裸体画的用意不在阴部，乃在全身。而春宫图，乃专一在写阴阳具。尚不止此，裸体画乃写男体或女体的表情，不是如春宫图的写男女私处联合为一气，而其联合的作用又使人别有感触也。知此二点的大分别，而可知道裸体画的目的为美，为艺术，为卫生，而春宫图的作用为性欲冲动与房事兴趣。……我们素来看裸体书为春宫图一样，所以社会完全无裸体画这件事，结果，唯有春宫图的发达，不必说到历史上的某某人专擅画春宫图著名，就如今日社会上尚有极多的春宫图。他们画得甚精细，极好的绢帛上一幅一幅男女的裸体交合，不过十余幅有售至数十元之多。愈阔绰与愈讲道学之家，愈藏有这样的贵重珍品，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谁知裸体画在公开方面的消灭，正在暗中为春宫图助势呢！”

这是张竞生一贯的态度，与其强行禁止裸画而暗中泛滥成灾，不如公开研究性学使之成为科学，进而习以为常为社会所接受。然而，囿于传统的历史惯性与社会风习以及人们的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张竞生的良好愿望只能是一相情愿。当他在《新文化》杂志上大登特登其性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不遗余力地普及其性知识时，他不仅遭到卫道士们的公开责难，而且受到来自知识分子阵营的猛烈抨击，由此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关于性学的论战。

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最早赏识张竞生的是周作人，当《性史》出版卷起漫天风雨的时候，替张竞生说公道话的还是周作人。应该说，作为北大同事，周作人对张竞生的印象不坏，评价颇高。但当张竞生到上海创办出版《新文化》杂志，发表一系列想象丰富、文采斐然、充满奇思妙悟，甚至颇有些荒诞不经的性学文章后，周作人对张竞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由先前的欣赏变为质疑与批评。

1927　年2　月26　日，周作人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了《时运的说明》，对张竞生的所谓性###动的命运铁口直断，颇有法官判案的味道。他说：“张竞生时髦的行运到十五年（即1926　年）底为止，一交十六年的元旦恐怕运气就要坏了。……因为张博士的《新文化》第一期是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的，而这里边充满着乌烟瘴气的思想，所以这个日子是张博士的性###动上的一个关门，划分他作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民国十六年以前，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张博士的神交与情玩的学说，我也不敢赞成，但这只是浪漫一点罢了，还不至于荒谬，而其反礼教的大胆则是很可佩服的。……可是到了民国十六年，从一月一日起，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了。他在《新文化》的第一期上大提倡什么性部呼吸，引道士的静坐、丹田，以及其友某君能用阳具喝烧酒为证。喔，喔，张博士难道真是由性学家改业为术士了么？”　。　想看书来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5）

对于周作人的冷嘲热讽，张竞生并未作任何回应。张竞生正忙于编辑《新文化》，同时，因为褚松雪的出走，张竞生两岁的儿子日夜哭闹，使他神昏意乱，几欲发狂。带着一种痛恨而鄙视的心情，张竞生写下了一篇鞭挞褚松雪虚伪冷酷、薄情寡义、过河拆桥的长文《美的情感——恨》。张竞生几乎咬牙切齿地说：“我恨这样的伴侣，这样的情人，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家庭”，又无可奈何地哀叹：“我恨我的爱的艺术的失败，我更恨楚氏不能接受我的爱。”张竞生听说褚松雪已从汉口寄来一篇文章拟在报上发表，攻击张竞生，故写下这篇文字以自卫，先在《新文化》第二期刊登广告，再在《新文化》第三期全文发表。

3　月14　日，《女伴》编辑叶正亚以《〈新文化〉上的广告》为名投书《语丝》杂志，详细披露张竞生与褚松雪的感情纠葛与褚松雪出走的经过，抨击张竞生“是一个阴险、奸诈、凶恶的伪善男子”。

周作人不仅全文照登叶女士的文章，而且在“岂明案”中，严厉地指责张竞生“是一个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并且阴阳怪气地讥讽张竞生：你不是提倡“情人制”么，那褚女士去找情人又有什么呢？你不是标榜新文化么，为何又满脑子旧礼教，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