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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刊号，他就刊登了“聘请上海通”的广告：“上海华洋杂处，地广人多，常常生出极有兴趣的事情可以为社会学的资料。如北四川路‘咸水妹’的习尚，所生子女为华洋混合种，极可以借此考究这种结果的良劣……上海有的是流氓，大流氓、小流氓，为财而流氓，为色而流氓，独立流氓，或与外国流氓相结合。

凡此种种奇形怪状的社会现象，不可无专家的著述。有能以此项材料供给我们者，当从优酬赏。”此外，还“征求上海各学校腐败的实状”，目的是挖掘猛料，引人注目。从第三期起，杂志的封面刊头改由红色的美术体书写，下边则是一幅伸开手臂的半身飞天裸女像，显然是为标新立异，吸引读者。从第四期起，新文化社又刊出扩充社员启事，只要各界人士能致力于“使社会美化与情感化”，经本社严格审查之后，即可成为新文化社社员，并将着手在各地组织类似读者会的“美的”机关，如“美的南京”、“美的上海”之类，如果一个地方有十位社员以上者，就能获赠一份《新文化》杂志和一些书籍。在张竞生的苦心经营下，《新文化》的发行量迅速攀升，在短短数期内，每月的发行数就达到了两万份，一度超过了由邹韬奋主编的名牌杂志《生活》周刊。要知道，当时上海大多数杂志每期只印一千本，甚至五百本，而且多半是送人，像张竞生办得这么畅销，的确是少有的。

树大招风，同行倾轧。《新文化》从发行第一期开始，就麻烦不断，其罪魁祸首仍在于打破性禁忌。张竞生在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心》，其中有一节论述了“红花女”的“处女膜”的生理与风俗的意义，本来意在打破处女膜崇拜，有着明显的反封建意义，却遭到巡警局的起诉，被指为“淫书”。

开庭时，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国法官，与张竞生素不相识，却极力为张竞生辩护，说这篇文章讲得入情入理，并非淫书，凭良心断案不能处罚作者。租界法庭的检察长以势压人，非要中国法官按他的意见判案不可，中国法官断然不肯。两人遂在庭中互拍桌子，闹得不可开交，不得不由一位日本籍的陪审员出面调停，两人仍相持不下，只好将案子上诉。上诉法庭也是由租界法庭组成，官官相护，结果仍以“淫书”处罚结案。

自此，租界法庭视《新文化》为眼中钉，经常横加干涉，严格限制刊物的内容。1927　年7　月，迫于当局的压力，为了杂志的生存，张竞生罕见地委曲求全在《新文化》第五期刊登《性育通讯栏紧要的启事》，通告如下：“性育通讯本含有关于性的研究讨论的性质，实为最有趣味的文字。但因当局方面的责难事势将不得不停登。”

马克思说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履霜坚冰至，当局先从栏目开始封杀，已使《新文化》的生存举步维艰。

二、《新文化》始末（7）

屋漏偏遭连阴雨，原来那些盗印《性史》，以及假借张竞生名义偷印《性史》续集的不法书商，追腥逐臭，看到《新文化》有利可图，遂将《新文化》一、二期内容汇编为一本《文化史》或《新文化小史》在北京、上海等地偷印，高价出售，败坏张竞生的名声。

还有一些捕风捉影，说张竞生暗中拿了奉鲁军宣传费，创办新文化月刊专门反对共产党；有一些说他与孙传芳合作办刊反对共产党；也有一些说张竞生专门做反革命的工作，不一而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抹黑张竞生，搞垮《新文化》。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专门攻击《新文化》是淫书，使《新文化》一再受到当局的阻挠，不能正常出版。直到1927　年11　月，《新文化》第六期才姗姗来迟得以出版。

为了回击甚嚣尘上的厚诬，张竞生特意编发了一组稿件，包括梦韶的《〈新文化〉断不是淫书》、王蕴玉的《〈新文化〉是为“救淫”

非诲淫》和他自己撰写的《与〈晶报〉论禁淫书而倡性学的方法》，用以挽回影响，以正视听。王蕴玉认为：“《新文化》是一种最有新思想，最有新贡献的出版物，不但不猥亵诲淫，简直可称是‘救淫’的宝筏。何则？《新文化》所讨论的是就事论事，是根据学理，是说要怎样在这人生不能避免的性生活中求得优美的高尚的快乐的方法，不是叫人去乱淫。”上海小报的翘楚《晶报》曾连续几期刊登文章讨论张竞生的《性史》，并为新加坡的《南星》报所转载。张竞生在《与〈晶报〉论禁淫书而倡性学的方法》一文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淫书是不怕禁的，愈禁愈盛。”“若为一时救急起见，则我意为不可全靠官厅。应由官厅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