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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冬烘先生们气不过了要用强力禁止它的流通，则我对此种蠢方法不免一喜又一惧，喜的是由他们强压的手段正使这本书从暗中四方八面去发展，惧的是因为暗中流通得太厉害了，不免有些奸商从中取利，把这本书原意好处改窜做坏的了，而使它最正经的变成为最淫的了。故我预先声明：若此书将来变成为淫书，多因为一班人不许它公开研究的缘故！”

实事求是地说，张竞生征集性史，立意是正当的，纯粹是学术研究，绝非为了发财。而且他在每篇后面的按语中所提出的第三种水、七擒七纵以及相关性知识，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但严酷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把他那一相情愿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

张竞生原以为，细思此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征而集之，研而究之，正是天经地义，并打算一集一集地出下去，完成一宗名山事业。但狂蜂浪蝶已经把他搞得声名狼藉，他只好紧急通知光华书局不可重版，原来已经发稿的《性史》第二集赶紧撤稿，书局预付的一千大洋也如数退回。《性史》第一集的二百余元版税，全数发给作者。

至此，张竞生忙碌半年，分文未取，却被一世恶名，而且人生道路从此发生逆转，以致蹉跎终生，每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性史》把张竞生窄化、僵化、妖魔化，因为涂抹和覆盖了太多的釉彩，他真实而生动的面影反而变得模糊不清、飘忽不定了。

张竞生百口莫辩，《性史》也命运莫测。老报人郁慕侠在《张竞生的〈性史〉》中写道：“要买《性史》的人，居然有钱没处买，竟至辗转访求，或者登报征觅的也很多，其吸引力的伟大，可想而知了。……后来当局一声令下，谕访查禁，才风流云散，不敢公然出卖。”余绍宋在1928　年2　月25　日的日记中记载：“有宪兵两人登车，入余所坐包房，即各出性史一册朗诵之，真堪诧异。”

叶仲钧在《上海鳞爪》中有打油诗：忍心辣手造淫辞，害得青年不自持。

炫世妄然称性史，料应死后入泥犁。

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指出：“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萨孟武在《学生时代》一书中说：“其实，中国一部历史，固然不能用唯心史观来解释，也不能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可否用唯生史观，亦有问题。若勉强求之，似是‘唯性史观’。张竞生之《性史》不过诲淫之书，毫无价值。他若能引用先哲之言以为据，古代历史以为证，则《性史》的价值便不同了。”

呜呼，《性史》之书，诲淫之书，已成定谳。书犹如此，人何以堪？

一、别鹄离莺（1）

张竞生在北京大学已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虽说尚未查禁《性史》，拿办编者，但已派出便衣到各书摊巡视，并对书摊的老板提出口头警告，要求各书摊不得售卖《性史》，否则后果自负云云。

迫于形势，张竞生不得不于1926　年5　月11　日以“性育社”的名义，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称“《性史》第一集，因故不能依期出版，有买他的预约券者，请向原定书局缴券领回原钱”。

张竞生心里明白，此书是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但为了不使支持他的热心读者失望，他故意使了一个障眼法：“以后如有出版，定价特价三角，以答雅意。”

张竞生想做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纯粹学者，但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反动的北洋统治者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却疯狂杀戮。从1925　年的“五卅惨案”到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进步学生接二连三血洒街头，革命力量遭受残酷镇压。1926　年4　月，在吴佩孚、张作霖军队的联合夹击之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

张作霖占领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皇帝”——安国军总司令。

张作霖把持了中央政权后，为巩固其统治，随即颁布了杀气腾腾的《保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