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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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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3）

中国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逐渐撤销。“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内奸”被永远开除出党，选出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这才是“文革”游戏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资派”承认反对毛主席时没有把他们枪毙，现在都“一风吹”了。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主要还是抓革命。农建十三师五团也不例外，跟我一起关“牛棚”的“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有的回家“挂起来”，意思是暂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众一起在班排里劳动，有的被“结合”进团部的革委会。全国所有各类行政管理机构突然膨胀起来，各级革委会里的副职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几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除《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国产片外，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叫《第八个是铜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还多，一直放映到穷乡僻壤，全国人人都看过。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干部总是第八位，于是人们都把这种干部叫“铜像”，放在那儿既不会（敢）动也不会（敢）说话的，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各级革委会里都有这种“铜像”。

“牛棚”解散了，干部们走了，农工中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单身的，集中到大宿舍。虽然还不能和革命群众中的单身汉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带枪的武装战士毕竟撤掉了。一时间，牛鬼蛇神们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听说全国有的地方还在激烈地“武斗”，而我所在的农建十三师五团即南梁农场，“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在田间劳动时，革命群众同五类分子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好坏，革命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

从1968年春节前关进“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里面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969年夏季以后，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还常常怀念。那时的空气没有污染，秋日的天空总是碧蓝透明，白云舒卷。到冬季，雪花懒散而温暖地飘浮在林间小道上，拾一把干树枝燃起火来，火苗依依，如小儿般在我膝间玩耍。在黄白斑斓的田野上，白颈乌鸦和纯黑乌鸦昂首阔步，洋洋自得，薄雾弥漫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令人心动。到开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绿芽，它们的生机给人以某种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们把上衣脱了，贪婪地吸收阳光，田野上突然腾起天人合一的欢快。更其乐融融的是，人们一到田里劳动仿佛就进了俱乐部，四处是玩耍的嬉笑声。我前面说过，革命群众是懒于劳动的，比我还会磨洋工，走出家门到了田间就进行类似今天叫“社区活动”的各种娱乐。

每天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