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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来到临歧镇过渡暂居。翌年冬，18岁的母亲和22岁的父亲未婚就生下发根，相隔一年发根的妹妹也来到了人间。到了1969年，全县闹起了移民潮，插队落户的外公外婆见原同村同乡后靠的乡邻乡亲、亲朋好友都纷纷报名移迁江西，他们的心也动了：在这个大队里，人均只有两分山地，一年劳动只能填饱半年的肚，何时有好日子？没有一个盼头。童发根的外公外婆也就报了名，这时却为难了童发根的母亲，父母只有自己这一个女儿，他们移到千里迢迢外的江西，老了谁照顾。但要离开丈夫，抛下一对六七岁的儿女，这份亲情又怎么能割舍掉。要儿女还是要父母，这难题摆在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出过山门的农村妇女面前，她整天以泪洗面……

我再次问起这位失去母爱的主任，他叹了一口长气后，悲伤地吐出一句话：“母亲离开我们38年了，那离别之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童发根思忖了一下，接着又深情地说：“1970年春节将至的一天，上午刚考试结束跨出校门就见到母亲带着6岁的妹妹在学校门口等我，这是我上学后的第一次享受到的待遇，但生死离别之感油然而生，我一个劲扑向妈妈的怀里，叫了一声：‘妈妈，你不要跟外公外婆走啊。’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左手拉着妹妹，右手拉着我，跨过了一座木桥，来到村头的路上。几辆装满移民户家具的货车一下跃入了我的眼帘。我想一切完了，我们兄妹俩的双手死死拉住妈妈，连声呼喊着：‘妈妈，妈妈，我们不能没有妈妈。’几辆汽车的马达声响了，坐在车上的移民连声叫着我妈妈的名字，快上车！快上车！汽车徐徐地离开了村庄……”

最后童发根叹息说：

“母亲未婚先育这是父母的错。38年了，我们兄妹俩再也没有见到母亲，我的父亲至今还是单身一人，这一切又该怪谁呢？”

新安江水库移民1960年大规模计划移民结束后，上世纪零零碎碎的自迁、后靠、倒流就没间断过。

6．重迁（1）

东溪乡驮坞里村坐落在淳安县首富的小金山旁，位于深山的一个盆地中。离淳安老县城也只有15里路，土改时，人均亩，当时的“定产、定量、定购”的“三定”时代，这么一个小村，每年向国家交售公余粮五万多斤。在当时的淳安县也不多见。他们地处98米水位高程的淳安高坡上，老农都说：“新安江水库把整个淳安的田和地都淹了，我们驮坞里村的屋也淹不掉。”1959年春节后，乡党委书记肖学能来到驮坞里，驮坞里的乡亲们把书记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肖学能书记听了山里人的一番话，想想也有道理，就答应说：“我给你们争取留下来。”

驮坞里人当年没有离开故土，但1960年7月，驮坞里人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他们种的水稻和苞芦刚要收割时，眼睁睁地看着新安江水库的水往上涌，发黄的水稻秆，苞芦秆一个劲地往下沉，与祖祖辈辈朝夕相处的新安江就那么无情。看见新安江的库水淹过一畈稻穗和苞芦穗花后，全村人哭泣了。他们的心像刀割似的难受。那年，新安江水库只给驮坞里人留下了两亩田和18亩山地。按当时的产量，这批零星的耕地收割起的稻谷和玉米，驮坞里人只有一个月的口粮，一年还有11个月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困惑了，国家当时也穷，只供应他们一天一斤稻。一斤稻谷对天天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只能是三餐喝稀饭。

1961年春节过后，一浪一浪的新安江库水就往驮坞里涌了，淳安县移民办已把驮坞里列入春季移民村。肖学能书记再次来到驮坞里村，他在村党支部书记吴加柱家里，对吴加柱和大队长吴金海说：“上次我在县长那里求了情，把你们留下来了。但你们吃了一年多的苦，这不怨我。现在水都进村了，不移是不行了。这次安排你们移到衢县，你们两人去参观，参观是叫你们去看看，认认路，你们村上人带不去，我要找你们算账。”

吴加柱和吴金海两人到当时的衢县溪口参观，回到淳安排岭，就被肖学能书记等一帮人截住了。吴加柱说：“溪口离开龙游25华里，到衢州60华里，地处深山，柴好、水好，就山垄田不好。人均9分山垄田，一年不到300斤谷，还要缴每亩30斤的农业税，到这地方将来还是饿肚皮。”他们向肖学能书记当场表了“这地方不去”的态。他们两人就被关进了参观回来的大队干部“牛棚”里。吴加柱和吴金海在排岭蹲了10天的牛棚之后，两人都没有松口，最后肖学能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只要你们去，土地一定设法给你们调换。”吴加柱和吴金海深知肖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