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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边说热闹话，何其业就利利索索地将音响装配好了，放的第一张碟，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播放之前，何其业说，卫老师，还记不记得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有些诧异，不知何其业为何兀然问起这个问题，笑笑说，记得呀，苏联大作曲家，想试探我是不是老糊涂了？

何其业说，还记不记得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记得呀，五四年我去苏联，还听过他们的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奏。

何其业又问，还记不记得，有一年，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笑笑说，当年说过多少话？不记得了。

何其业说，那一次，我们几个在您那儿谈到样板戏，您说，样板戏中，《红色娘子军》从技术上说，是最精致的，学了很多西方的特别是俄国音乐的东西，很多地方可以听到《天鹅湖》的格局。您还拿了其中小天鹅一段和女战士一段做了比较。

何其业说到这里，达摩也记起来了。那时候，达摩基本上是一个音盲，对于交响乐一类，更是个大白丁，所以卫老师当时说的，他就如听天书了。他们几个当中，何其业对音乐最内行。

卫老师不知何其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笑而不语。

何其业说，您说，可惜，只学了一点皮相，漂亮的旋律，漂亮的配器，漂亮的演奏，但里面没有灵魂，没有作家的痛苦和欢乐，没有挣扎和思考，空洞得很。

说到这里，卫老师激动起来，喃喃说，我当时说过这些？真不简单。

达摩和毛子几个赶忙出来作证。达摩记起来，当时卫老师说，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便是普希金这样的沙俄贵族，也敢写出《致恰阿达耶夫》、《纪念碑》这样直指专制沙皇的诗篇来。像肖斯塔科维奇，外面是希特勒的战争，里面是斯大林的高压，他依然写出了像《第七交响乐》这样真诚不朽的作品。卫老师说，在他最绝望最怯弱的时候，他常常以俄苏的那些作家艺术家自励，他们是自己在黑暗中的一道光。

何其业说，那一次您说，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听到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当年在苏联，就听一些朋友说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第七交响曲》，原来叫《列宁格勒》，既是写战争的残酷，但更多的是记录着斯大林时期国内的压抑。我还买了一张唱片带回国，列宁格勒交响乐团演奏的，后来给抄走了。

何其业说，您现在想听听吗？

何其业说着就摁了遥控开关，四个音箱便一起响起那沉重、恐怖、阴郁又焦虑的旋律。听着听着，如军靴践踏心脏的军鼓声响起来，卫老师突然慌乱地说，关掉关掉……以后我慢慢听。

大家都有些惶然，何其业便关掉了。

卫老师有些窘迫，自嘲一笑说，哎，年纪大了，人变得脆弱。这个曲子，我以后听，听之前，得吃点药。大家难得一聚，说些高兴事。

于是大家就问起卫老师身体。

卫老师说，身体嘛，你们看见了，外面就是这样，里面据说都没什么大问题。二十多年前，我就觉得自己没几天活了，没想到又活了这么久，特别是你们赵姨嫁过来之后，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是谁说的，爱情让人年轻，比补品还有效。

大家便笑。

卫老师说，赵姨是我的第三道茶。毛子问，此话怎讲？

卫老师说，第一道茶，还没泡出味道，给人倒掉了。第二道，刚闻到香，没喝成。这第三道，才真正品出了它的芳酽来。

赵姨一边听着脸上就有些羞色，半嗔地对达摩他们说，你们这个卫老师啊，活着活着，就从一个倔老头活成一个皮孩子了，什么话都敢说。

卫老师说，是啊，年轻时，干革命，没功夫说。后来，反革命了，没资格说。现在再不说，更待何时？

何其业和刘苏身在海外，有时也从那边的媒体知道一点卫老师的消息，便问最近境遇如何？

卫老师想想说，要和五五年比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有人也不喜欢我，但不会再弄到监狱里去了，最多找点小麻烦而已。付出了代价，世道毕竟不同了。当年，他们是真理的化身，是道德的化身，是人民大众的化身。当时，连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呢，他们尽管嘴巴上也这么说，但是毕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