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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来得及看一下信封是否还在那里，就被推到了站台上。信封不见了。分流的人群拥着我走了六七英尺远，当我迅速转身想挤回到车厢里去时，门已经关上，地铁已经开始移动了。我用拳头砸着经过的车窗，可列车员没注意到我。F线列车开出了站台，几秒钟后就消失了。出院后，我也曾为类似注意力的小疏忽自责过，可没有比这次更糟更令人痛心的。我没有把信封拿在手上，而是愚蠢地把它塞进那个小得装不下它的口袋里。现在约翰的手稿躺在开往科尼岛的地铁车厢的地板上，毫无疑问被布鲁克林行政区一半的皮鞋和运动鞋践踏过，变脏了。这是不可原谅的过失。约翰把一个未发表故事的唯一手稿托付给我，单就他的作品的学术价值来说，它很可能也值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他问起我对故事的看法时我怎么讲呢？

他说过如果我不喜欢可以把它扔进垃圾堆。可那只是对自己作品夸张的自贬，是开玩笑。当然他希望把手稿拿回去，不管我喜不喜欢。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偿。如果有人做了我对特劳斯做的同样的事情，我想我可能会气得想勒死他。这个损失固然令人泄气，可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夜晚的前奏。当我回到家，走上通向寓所的三层楼梯时，我发现门是开的——不仅是半开，而是贴墙敞开着。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格蕾丝提前回家了，也许抱着满抱的包裹和食品袋，忘记把身后的门关上。可看了一眼起居室之后，我明白格蕾丝与这毫无关系。有人破门而入，很可能是从救火通道爬上来，撬开厨房的窗户。书被撒在地板上，我们的小黑白电视机不见了，一张格蕾丝的照片，原先总是立在壁炉架上的，被撕成了小碎片撒在沙发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十分恶毒的姿态，简直是人身攻击。我走到书架前去查看损失，看到只有那些最有价值的书不见了：有特劳斯和其他一些作家朋友签名的小说，还有半打首版书，是多年来作为礼物收到的。霍桑、狄更斯、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史蒂文斯、爱默生。抢劫我们的人不是一般的贼。他懂一点文学，把我们仅有的一点宝贝席卷一空。我的书房看来没被动过，但卧室被系统地彻底地洗劫过。妆台的每一个柜子都被拉出来，床垫也被翻了个面，格蕾丝七十年代初在巴黎美格画廊买的布拉姆·凡德·威尔德的平版画也从我们床上方的墙上消失了。当我细查柜子里的东西时，发现格蕾丝的珠宝盒也不见了。她的首饰不多，但有一对月亮石耳环是她从她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原先也放在盒子里；还有她小时候戴过的手链和我在她上次生日时送的银项链。现在有个陌生人拿走了这些东西，这在我看来残忍而没有意义，如同强奸，对我们小小的二人世界的一次野蛮劫掠。我们没有盗窃和房屋保险，我也不想报警说有人入室盗窃。窃贼从来不会被抓住。我没有理由去追究一件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事情。不过在这么决定之前，我得去了解一下这楼里有没有别的人被劫。在这幢褐石建筑里还有三套公寓，一套在我们上面，两套在下面。我先下到一楼去问卡拉麦洛夫人，她和丈夫一起负责看门的工作，她丈夫是个退休的理发师，大部分时间花在电视上，赌球赛。他们那里没被动过，但我的消息让她很担忧，叫来了卡拉麦洛先生，他趿拉着拖鞋走过来，听完发生的事后只是叹了口气。“很可能是那些毒虫干的。”他说，“在你的窗户上装上栅栏，希德。没有别的办法防止那些垃圾们爬进来。”其他两家住户也都幸免于难。看来除了我们其他人都在后窗上装了栅栏，因此我们理所当然成了袭击的目标——这对没有特意采取防范措施的轻信的傻瓜。他们都为我们难过，但潜台词却是，这是我们应该受到的教训。我回到寓所里，在冷静些的状态下打量这一屋的狼藉更让人触目惊心。先前漏掉的一些细节忽然一个个跳出来扑入眼帘，再次加重了入侵的效果：沙发左手的一盏落地灯翻倒在地，坏了；一个花瓶砸碎在地毯上；就连我们那可怜的十九元买来的吐司炉也从厨房的台子上消失了。我打了格蕾丝办公室的电话，想让她对此有个心理准备，可没有人接，这表示她已经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了。不知道一个人该怎么办，我开始清理屋子。那时应该是六点半左右，我期待着格蕾丝随时走进来，不急不慢地做了一个多小时，打扫碎片，把小说放回到架子上，把床垫翻过来摆正，把抽屉安好关上。起初我挺高兴，在格蕾丝不在的时候就整理得好看了很多。我把东西摆得越到位，她进来时的不愉快就会越少。可后来我做完了要做的事情，她还是没有回家。那时已经七点三刻，早就过了因地铁故障导致她没法及时回布鲁克林的时间。她有时工作到很晚，这是真的，可她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