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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

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说服药会得胃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

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

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