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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此项亡国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经过青年顾维钧化装走后门，进入北京的英、美使馆之后，二十一条在二月中，就变成纽约、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了。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中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社区，也就爆炸了。

读者公婆，我们设身处地想想，那时我们如果是在美国大学里读书，面对这种亡国灭种的风暴，我们在图书馆里还坐得下去吗？就在这关口，那时在康乃尔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便嚷嚷不可终日，可是那时也在康大读书的白面书生胡适，却写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国同学书’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读书，劝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国事。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后来与胡老师在哥大谈到他这封信，我还向胡老师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闹学潮，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它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

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据日方秘档所记，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经四阅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见‘日置驻华公使致加藤外务大臣电，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载‘北洋军阀’卷二，页八○九。】他们底卖国言行，则末尝有也。

其尤为难能可贵者，是曾经袁世凯通缉，袁谍日夜跟踪，悬赏捕杀的国民党诸元老；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在此国亡无日之时，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国难，共同倒袁。相反的，他们竟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在美亦曾致书冯自由请转劝孙公‘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是何等胸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对中华文明的潜力，每于此时穷处见之也。【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吴相湘着前书，四篇，三十三章，第六节】

袁世凯后来为搞帝制，而终有遗臭。曹汝霖、陆宗舆在‘五四’时曾为爱国学生追打之对象。我辈治史者何厚于此等问题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

总之，经过四阅月之抗争，如之以排山倒海的国内外的抗日运动，和国际舆论之压力，二十一条中最凶残之‘五号七条’，日人终被迫放弃。关于‘第二号，第三条’，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见同上】。然在交涉期间，日本已不断向南满、华北、长江（共有日本海军军舰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军事占领，迫于眉睫，而国内军民各界，和海外华侨，激于义愤，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然袁政府此时是绝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贸贸然作武装抵抗，那就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老师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委员长所撰的‘告国民书’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时，远在重洋之外，在陈宪中、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篇撰写结论时，于九月二十一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陈为纽约区保钓领导人；姜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会主席’，二人皆台籍；姜夫人且为日裔。）

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征祥是个慢性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氏后来对我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