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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议案，都与基本国策无关，却鲜明地反映出武后为民众和中下级官吏争取利益的立场。这一立场，实际上贯穿了武则天的整个执政生涯，也奠定了她统治的基础。只因这些人才是唐帝国的社会基本构成单位，无论上层风云变幻，乾坤易主，始终海内晏然，纤尘不动，无数次叛乱都不能得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支持，史称“上乱而下不乱”，即是指此。武周政权能维持二十年，其原因也在于中下层官僚和民众的支持，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全靠少数精英的超负荷运转了。

武后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以尊崇老子为旗号，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根本，处处表现出广大民众和中下级官僚争利益，叫人完全反驳不得。采纳吧，恩德在武后；不采纳吧，怨愤在高宗。无论高宗如何处理，武后都已稳立于不败之地，她的精明与老辣，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是以明知整项提案处处心机，高宗也不能不考虑再三，最后下诏“略施行之”，也就是表面上同意，却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比如“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这一项，就是在武后掌政后才真正写入条文的。“帝皆下诏略施行之”的这个“略”字，隐隐透出高宗尴尬而无奈的心情。他这时才意识到，昔日那个低眉顺眼婉转承欢的枕边人，已经强大到开始脱离自己的掌控了。

（本节未完待续）

＇4＇《新唐书*后妃传》

＇5＇《唐会要*服纪上》

然而以高宗孱弱的身体，已经无法再单独掌控政权。风疾、肺痨、疟疾长期病痛的折磨，一点一滴地蚀耗着他的生命，虽然只有40多岁，却早已无复年轻时的锐气和豪情。所有的精力，集中应付病魔的侵袭后已经所存无几，每次病情缓和后，又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游幸、休息。每当酷暑严寒，都需要外出避暑避寒。这一点，看看高宗这段时间的履历表就会非常清楚：

乾封元年正月，禅于泰山。三月，幸东都。四月，返回长安。

乾封二年秋，久疾不愈。

总章元年二月，幸九成宫。八月还京。

总章二年四月，幸九成宫。九月幸岐州，十月还京。

咸亨元年四月，幸九成宫，八月还京。

咸亨二年正月，幸东都。十一月，幸许、汝二州。十二月校猎于叶县。

咸亨三年四月，幸洛阳合璧宫。十一月还京。

咸亨四年四月，幸九成宫，八月患严重疟疾，病情危笃。十月还京。

上元元年十一月，校猎于华山，幸东都。

上元二年三月，风症复发，目眩难忍。

每逢这时候，武后都会陪随在侧，克尽妇职，同时也严防他人接近权力中心。这年武后52岁，政治智慧和心理的成熟度都正值巅峰状态，和病弱的丈夫形成了鲜明对比。上元二年，高宗为父亲太宗皇帝追福的大奉先寺建成，然而高宗染病在身无法亲临，天后武氏便代表高宗率领群臣前往参加寺内佛像的开光仪式，那就是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巅峰之作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传说，佛像的面容正是按照武后的容貌雕刻而成的。

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时代，从金戈铁马一路杀伐中走过来的鲜卑皇族，最终在佛教中找到了永恒的心灵慰籍。“凿石造佛，如朕帝身”，他们按照北魏历朝君王的肖像来雕凿佛像，倾尽皇室之力营造石窟，在石块上镌刻下这个民族的历史。降至初唐，龙门依然是皇家石刻造像的宝藏，只是目的已经改变，主要是李唐皇族和后妃们为亲人祈福而作。高祖时代的河间王李孝恭，婕妤刘氏，太宗时代的魏王李泰，贵妃韦氏，都曾在龙门造像开龛，为亲人祈福禳灾。高宗登基之后，提倡以孝治天下，遂于长安为母亲长孙皇后建造大慈恩寺，于龙门为父亲太宗皇帝建造大奉先寺。大奉先寺动工于麟德年间，咸亨三年，也就是武后进号天后的前一年，武后捐助了2万贯脂粉钱营建寺中佛像，也就是卢舍那大佛，而整体工程直到上元二年才完工。因武后捐钱造像的功德，卢舍那大佛也就按照她的意思塑成她的化身佛像。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这样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咸亨三年正是武后出于政治需要竭力取得高宗信任的时候，捐钱是作为一个贤惠的皇后支持丈夫的表现，又岂会如此张扬有意突出自己？不过，一面扮演贤惠妻子的角色，一面不放过任何突出自己的机会，似乎正是武后的拿手好戏。卢舍那大佛呈现出早期佛教造型中极为少见的女性形象，且正与史书中记载的武后“方额广颐”的特征相符。卢舍那，梵文意义为“光明遍照”，武周革命后武后以“曌”为名，自称弥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