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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吴大的部队，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有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投降的日本官兵回国诸事，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装在一艘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军和淮军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据对阵的日军说，中国兵打仗一上来就乱枪齐放，等到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看来，“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所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

甲午兵败是因为开枪不瞄准

张　鸣

近代中国的士兵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人，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19世纪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中国，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了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义和团运动中，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戴，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名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败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因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说他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