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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呢？是多少个世纪以来就占有和统治土地的人，这些残忍而又高雅的生活在中国式天堂里的人，凭借世袭的特权，完全占据了权力、道德和法律的优势。执行这些法规法令，就意味着失去他们的优势和天堂。这是比挖祖坟更令他们难以容忍的。而这些人，正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农村，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触犯了这些人，国民党的根基也就动摇了。

一种先天性绝症。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字典里，都找不到“民主”两个字。但它们谁也没说自己“专制”、“独裁”，是人民的敌人。别说“正牌”的国民党，连一拨又一拨唿哨来去的“胡子”，不也打着“杀富济贫”、“保卫乡土”的旗号吗？大老远跑来杀人放人的东洋鬼于，不也说是“建设王道乐土”吗？人们已经听得大多了，人们不要听了，而要看做。人们看到的最直接，也最现实的，是谁来了后他们碗里的饭多了，少了，乾了，稀了，是家徒四壁的墙上，能不能比去年多一张《年年有余》。

所到之处，曾像蝗虫一样吃光烧尽，现在，共产党人要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倾心向往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写在中国农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士地上。

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大精简，各抽出三分二干部，共1万2千人，下乡搞土改。

经过清算、分地斗争，1947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160亩土地，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一堆堆燃烧地契的烈焰，映照着一张张仇恨的脸和一双双仇恨烧得通红的眼睛。千百年来被脑满肠肥的人欺压惯了的人们，那目光中有激动和兴奋，也有疑虑和恐惧：真的就这样了吗？

直到把写有“张老三”、“李老四”的界桩，“丁丁当当”地钉往了黑土地上，一些人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房无一间，地无一珑，、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就这麽几天，就这麽几把火，就这麽根木桩，这地就归了我了？有人一夜去地里转几遍，看看那界桩是不是还在，会不会变了字号。有人搂着那写着自己姓名的界桩，就像搂着情人一样，枕着黑土地睡着了。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人有了家。

土改中出现过火行为。

一是侵犯中农利益，二是杀了些不该杀的人。

老人说，有的斩草除根，把一家老少全杀了。吃奶的孩子，扯腿一劈两半。

造成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某些政策的不明确性（特别是在开始阶段）。比如具体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比如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而建国后“阶级斗争”中的乱抓乱打乱杀，是不是也能从当年这种行为中找到某些影子？而到了需要共产党员带头致富的那个时候（人而失去致富的本性，是否也为中外一绝），有些人则明确问道：真能让富起来吗？真富起夹了，会不会再来那麽一家伙？

黑土地一些老人当时看得真切的，是最早起来革命的农会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流氓无产者。这种人敢想敢干，甚麽都敢想敢干。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号和理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地主老财的钱财和小老婆共为己有，这等美事还能不甩开膀子大干特干吗？

最根本的，这是千百年来那种原始、残忍的血腥统治所致。被压迫者一旦有了还手的机会，就会以同样的暴力对待暴力，西方世界在反抗这种制度时，愤怒的农民也同样是不在乎鲜血的。

革命本夹就不是慈悲的，有时也缺乏辨别力。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东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后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力的统一与使用》*中，说：

“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况虽不大清楚，但过去东北粮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几百万吨，高粱小米不但够东北吃，而且还运到关里去，徐州及连云港以南很多粮食都是东北运去的。”

“去年我们的收成不好，先旱后涝，今年我们党注意努力领导与组织生产，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话，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于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农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地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可能减产，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点毛病，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之生产情绪可能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