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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少华要求记者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哪些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哪些只是属于表面现象。由此，引出了拍摄过程中的“选择”问题。他警示说，如果不经过认真选择，就不能正确反映被拍摄对象，甚至歪曲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

如何在“选择”和“虚构与摆布”之间划出界线，并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既不“过”，又不出现“不及”的情况呢？在此，石少华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是，从他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选择”更多的时候是针对摄影图片的宣传功能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新闻摄影本身。在他的发言中，没有把“宣传照片”与“新闻照片”的概念区分开来。历史地看，在那个年月，许多时候，“新闻照片”与“宣传照片”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

石少华举例说，有位摄影记者，在“六一”儿童节时，把儿童们上车的情景表现得混乱不堪。当然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它并不代表事物的本质，而只是一种非本质的现象。因为新中国儿童的本质特征是有纪律、有礼貌、讲文明、守秩序的。他还进一步评价说，如果我们把这种非本质的现象报道出去，同样会给人以假象，影响人们对事物本质内容的认识。

采访拍摄以前，摄影记者是否可以与被采访单位“协商”呢？石少华给出了具体答案。有时，摄影记者面对正在发生的新事物，为了把它表现得完整些，或使主体物突出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事先合情合理地向被采访单位提出一些适当的建议和要求，是可以的。

他又举了两个例子。拍摄签字仪式时，如果摄影记者知道原来准备的地方太狭窄，任务活动拍摄不全，因而预先请有关方面适当安排一下场地；拍摄两个人谈话，如果谈话的人坐得较远，不能同时进入镜头，因而建议他们坐得近一些，这都是允许的。

他还列举了“志愿军胜利归来”这样一张“组织”得较为成功的照片。这张照片的上半部，刚好拉开的车门里涌现出一群愉快的“最可爱的人”的面孔，下半部是拥上来献花的儿童，车上车下彼此呼应，形成一幅兴高采烈的画面。石少华透露，这张照片拍摄前，记者便发觉迎接的人很多，很热闹，但挤得水泄不通，很难表现得当，于是就请有关方面把欢迎的场面组织得更有秩序一点，不致过于拥挤。这样当火车满载着回国的志愿军到达车站时，少先队员们一看到志愿军叔叔，立即涌上去欢呼、献花。此刻，摄影记者们站在早已选好的角度上，迅速地记录了“这个动人的场面”。

石少华还就拍摄过程中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他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鉴于石少华在新华社乃至整个摄影界的身份，及其本人在1949年以后新闻摄影界的号召力，他的这篇讲话在整个新闻摄影界影响深远。无疑，这也是新闻摄影中最重要的“官方语言”的组成部分。

但，这种“官方语言”却遭遇了来自基层分社普通摄影记者的不同意见。

1957年“鸣”、“放”期间，新华社江苏分社许必华，对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并且把问题归结为摄影部的“领导问题”与“领导作风问题”中体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宗派主义”。

他提出，摄影记者长期以来争论的组织加工问题，摄影部并不是有领导地进行的，只是零敲碎打，讨论到最后不了了之。

一些领导在参加讨论时，更缺乏虚心求教的态度，表现出一种“老爷作风”。他们的发言或文章，有很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态度极其粗暴。

许必华认为，在工、农业摄影报道中，存在着大量的摆布照片，这和摄影部的领导没有根据摄影的特点进行领导有很大关系，他们经常按照总社文字报道提示生搬硬套，硬把一些摄影表现不出来的东西扔给记者。因此，往往运动一来，就连忙下命令，要分社组织反映，记者当然不敢违令，只好到工厂里、农村里去拉拉扯扯，组织一下，加工一下，摆一摆，最后出的照片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许必华举例说，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