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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府的交际员。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他们领我去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轮流着抽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检查完，交际员们替我招呼脚行，搬运行李，一同到交际处的招待所去。到那里，已是夜间十点半钟；可是，滚热的菜饭还等着我呢。

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

但是，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徬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第二节　致劳埃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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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从老舍开始了“新社会”的生活，他便极少写关于个人生活的文章。这几封信倒是给了我们不少活生生的“传”的材料，故单编为一节。老舍为何不如以前那样愿意写自己的生活了呢？大概原因有三：一是觉得个人生活与社会比起来不足道，“个人的”是资产阶级的；二是太忙，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写各种形式的作品：有艺术的，有宣传的；三是将回忆变作了“反省”，生活表现转变为“思想改造”。本节对所选信件仍只取其有“传”的价值的部分，并弃其书信格式，只标明日期。

（1950年2月27日）

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阅读中获得新知识。

虽然经过十五年的分离，我的三个姐姐（七十三岁、七十岁和六十四岁）还都住在北京，身体也都尚好。我大哥也住在这里。他们看见最小的弟弟终于回来了，都非常高兴。两年前，我哥哥差点饿死。现在他的孩子全有了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

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

那部长篇小说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听说阿穆森先生不再为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工作了①，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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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都不是由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而是由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出版。

（1950年7月7日）

非常抱歉，这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我正忙于筹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工作和写作。刚刚完成一部五幕话剧剧本②的写作工作，不久就能公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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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即《方珍珠》

谢谢您把五百美元寄到香港。侯先生已转寄给我。我很高兴你告诉我《四世同堂》的译稿仍保存得很好。请您转告浦爱德小姐，我太忙了，实在找不出给她写信的时间。还请您告诉她，现在北京的湖和河全都重新治理过了，水都变得干净了（。wrbook。）。今年的小麦收成比去年要好，饥荒就要过去了。

（1950年8月26日）

那个五幕话剧现已交给一位导演，估计九月就能公演了。我的另一部短剧也可望于今年十二月公演①。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已经成立，我担任主席。我现在要干的事太多，实在是太忙了。

今年夏天天气很热，不过最近两天凉快了一点。市场上梨、苹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儿（小立）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上藏几个苹果。

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

关于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②提出的共同分享额外编辑费的问题，我看我们应该同意，他们支出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