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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就有开“渐”之危险，但这种危险乃是人类情感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试图杜绝这种危险就意味着窒息情感生活。总之，在我看来，不管我们把婚外男女之情可允许的界限划在哪里，那么，在此界限之内的，便是不该管的，超过此界限的，又是想管也管不了的。所以，反正不要去管。

我和雨儿相爱时，正是我热中于提倡宽松理论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我们都偶有出轨的行为。可是，一旦我觉得她的行为越过了度，对我造成了伤害，我就不能忍受了。其实，所谓度是相对的，视承受力而定。我对自己的承受力估计过高，也对我们的爱情过于自信，结果自己证明了宽松理论的失败。雨儿始终大度地承担了我们婚姻破裂的责任，事实上我的责任更重。她对开放婚姻早有精当的批评，我翻开1987年的日记，上面记录着她的话：“爱有很脆弱的一面，开放的婚姻是胡扯，人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人性的弱点利用互相信任寻求快乐，最后就会损害爱。爱是要付出努力的，在这世界上谁也别想占便宜！”真是一针见血，倘若我们都保持这个觉悟，结局很可能完全不同。当然，婚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人能拿出一种必定成功的理论。宽松也未必错，捆绑肯定比宽松更糟，关键也许在于在宽松的前提下双方都决不滥用自由。说到底，宽松也罢，捆绑也罢，你真想偷情是谁也拦不住的，就看你是否珍惜现有的婚爱了。

在发生婚变后的一年内，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实际上在总结婚变的教训。我在《婚姻反思录》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对爱情可能发生的变化严加防范，但是也大可不必为它创造条件。红尘中人，诱惑在所难免，而每个当事人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究竟是不可抵御的更强烈的爱情，还是一般的风流韵事，心里大致是清楚的。我的劝告是，如果是后者，而你又很看重（不看重则另当别论）既有的婚爱，就请你三思而不要行了。这对你也许是一种损失，但你因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如果是前者，我就无需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也没有用。”“爱情是人生的珍宝，当我们用婚姻这只船运载爱情的珍宝时，我们的使命是尽量绕开暗礁，躲开风浪，安全到达目的地。谁若故意迎着风浪上，固然可以获得冒险的乐趣，但也说明了他（她）对船中的珍宝并不爱惜。好姻缘是要靠珍惜之心来保护的，珍惜便是缘，缘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则缘尽。”直到现在为止，我仍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做的。红当时看了这篇文章，笑道：“保守主义业已成熟。”好吧，我乐于承认，在婚爱问题上，我已成为一个开明的保守主义者。经验证明，如同在别的领域一样，这个立场在婚爱中也能够开创出一种富有活力的秩序。

十、写作与心灵生活

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场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启蒙的氛围突然消散，商业热风迅速刮遍全国，时尚取代思潮成为时代的主要风景。人文知识分子被这个转折从中心甩向了边缘，有些人因此发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鸣。面对这个转折，我的心情却十分平静。我对做风云人物本来就没有兴趣，现在正好顺乎我的天性，与时代拉开距离，回归我的内在生活。个人生活中接连发生的变故也迫使我回到内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种人生难题。

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实，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哪里是在写散文啊。因为妞妞的灾难，因为婚变，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开导自己，而我的资源只有哲学，手段只有文字，于是写下了许多哲学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东西便被人称做了哲理散文。同时，由于变故导致的心情，我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变故频繁的五六年里，我写的散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比较高。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外力把我从一条轨道上撞到了另一条轨道上。可是，我因此脱离哲学的轨道了吗？我相信没有。在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时候，我从哲学那里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帮助，为此我对哲学满怀感激。

在此之后，仿佛由于惯性，我仍写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时间，因为所谓名气，约稿特别多，我又不善于拒绝，不免写了一些臭文章，对自己并无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发表了议论。好在我对这种情况及时引起了警惕，下决心基本上谢绝了约稿。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我的写作必须同时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