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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比如，工作的安定感、心理满足感、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地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因此，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或收入提高应当成为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的目标。这就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认识幸福，探讨经济发展与幸福的关系。理论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简化假设，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导致经济学的假设条件越来越严格，但越是严格的假定，离现实就越远。这可能是幸福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因为对幸福的影响因素远远多于对其他经济现象的影响因素，幸福的个体性特征也比其他经济行为的个体性特征更明显。这导致对幸福的解释变量变得异常复杂。

一个亲民的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为了增加国民的幸福。在经济学中，幸福是效用的提高。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为了分析简便，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做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收入水平被作为幸福效用的主要衡量指标。前述分析已经指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大量调查数据已经指出，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幸福水平。Carol　Graham在2005年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但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平均来看，富国（作为一个群体）比穷国（作为一个群体）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但不会超过这个点。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二（5）

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对美国和英国的真实财富与GDP的关系的测算，结果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真实财富反而在下降。他的计算期间是20世纪50~90年代，这期间美国和英国还没有像进入21世纪以后这样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真实财富与GDP的负相关可能与生态环境损失有关。因为发达国家为了恢复和保护环境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在GDP核算中，投资必然促进GDP增长，而在真实财富核算中，为修复生态环境的投入并没有增加新的财富，没有创造真实财富。这与国民经济绿色核算是有差别的。在绿色核算中，是从GDP中扣除生态环境和资源等自然资本的损失。如果经济活动新增加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成本小于新增的GDP，则绿色GDP会增长，而不会出现下降。

幸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使得经济学向其出发点回归，它似乎是要纠正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度关注，从而忽视了经济活动的本质目的。但我不能不说，幸福经济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市场经济制度。拼命工作挣更多的钱似乎降低　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在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犹如逆水行船，不进则退。不拼命工作，不参与竞争，收入就会很低，就不会有体面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如果不能体面地生活，还谈什么幸福呢！虽然收入提高不一定带来幸福，收入下降却一定会导致幸福感下降。幸福—收入悖论的背后是一种制度悖论。同样的难题是，如果不把生态环境纳入经济交易体系，明细产权，就不能有效保护它。但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增加生活成本幸福感会提高吗？

我的看法是，要想改变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态度，必须加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要把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福鲁哈尔说，让研究者和政治家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社会更幸福，只是个时间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对实现这个目标最初的建议之一是——增税。英国沃威克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认为，大幅增税可以减轻大多数人的妒火，从而使公众更幸福。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2005年出版的《幸福：一门新学科的教诲》一书中，指出决策者应努力减少犯罪和家庭动荡，令企业取消绩效工资（可以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并加大对心理健康、非职业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投入。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隆说：“我们不能只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的钱袋鼓起来，还要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更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