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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权力精英登场

在米尔斯的年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处于高潮，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学术界非常时髦，因为社会主义是冲击现有制度最直接的方法，对精英阶层的研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对了解社会运行更是必不可少的；是检验*主义核心思想——阶级的关键。*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讲道：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学徒、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米尔斯生活的美国社会认为自身与苏联的差异在于，美国否定阶级斗争观念，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阶级斗争的办法：凭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美国就能通向无阶级社会。当然，米尔斯环顾周围，他并没有看到无阶级社会。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但米尔斯对美国精英分子的研究确实带有经典*主义批判的意味：少数家族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少数公司掌握了生产资料，少数政治与军事领袖掌握了权力，他们这些人彼此之间互相联结，他们的关系不拘一格，有时甚至非比寻常，通常都有助于他们扩大权力、确保地位，但却导致社会更加不平等。

总之，米尔斯对20世纪中叶美国精英的研究，实际上是针对世界当时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探索问题核心的动态变化。当时的人们面临两难选择——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求一切服从国家的意志，声称国家是为人民谋福利的管家，而资本主义认为个人的意志是社会福利的核心推动力。

现在，达沃斯的精英们似乎代表一种新的紧张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原有的紧张关系上新加一重。离米尔斯的时代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达沃斯精英现在代表的紧张关系是：虽然民族—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单位的老观念历经400年不衰，但国家已无法应对各种跨国界的需求，而且跨国权力中心也不断宣传国际主义者或超国家主义者的主张，因此国家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每况愈下。

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对地区主义。战斗的焦点是重新分配，但分配的不是财富，而是主权和权力。当米尔斯注意到“贯穿中欧和亚洲心脏地区分界线的每一边，都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的连锁”时，他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种动态发展的端倪，尽管当时还是冷战时代。也许正是通过这种观察，米尔斯暗示了冷战的迫切形势已经推动了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内部的全球化势力——联盟、贸易、基础设施的连接和机构的联系。

即使今天的精英不同于米尔斯所研究的精英，但他提出的几个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冷战结束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有关社会形态的论辩已经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还没有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国家对于政府和经济生活的观念是治理社会的最佳途径的思想共识。最明显的反例出现在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和*主义之间的核心分歧——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2007年达沃斯会议争议的焦点转到高管薪酬上，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比一般员工的平均工资高出350倍到400倍是否公平。其他与会者努力探讨全球穷苦民众的困境，这个场景看似有些讽刺，因为满屋子的全球富人在考虑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30多亿人的命运。社会差距越拉越大，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双速的——给一些人提供加速的福利，而告诉另一些人等着，等着全球化给他们的儿子辈和孙子辈提供福利。

当然，全球精英和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精英集团引人注目的唯一理由。如果有人要了解权力、争取权力或者反对权力，了解谁坐在社会秩序之巅是必不可少的。发现我们中间谁最成功和最有权势，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有多么不同，也是极为有趣的。莎士比亚笔下那位被围困的理查二世①并不全是因为绝望才说：“天哪，让我们坐下来讲讲国王们死亡的悲惨故事。”我们总是特别喜欢听国王们的故事。历史本身就是讲那些顶尖人物的故事——他们失去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