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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她在那个纸糊的小房间里，编撰自己认为的杰作…历史书和自我辩解的日记。

最困扰我的莫过于给她看普劳斯的书时，她脸上掠过的表情。

现在我后悔当初这个做法，倒不是因为这事伤害了她，而是因为这事丝毫没有伤着她。

她的表情是高兴、奚落、轻蔑，还是认可，我说不清。

回到圣约翰斯不到一个月，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恰巧也在我生日那天…圣诞前夜。

母亲说他是最后一个孩子。

我们一同出生在基督诞辰的前一天，这个巧合标志着一个圆的完结，母亲又回到了她的起点。

我在眉脊山上的老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后，自己找了房子住。

由于我在费尔德中学的遭遇，家中其余的男孩都没去上那个学校。

对父亲而言，家里的孩子不可能再有跟我一样的了，也更不会有胜过我的。

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太多的表象，但我25岁时所表现出的不妥协的精神是他人所不及的。

父亲心中充满愧疚。

他绕着房子周围的平台大步来回走动，投入自嘲与极端失落交织的可笑独白中。

我很诧异自己有多么怀念他酒醉时的口才。

〃要是你没烧掉那本书的话。

〃他含糊地冲着楼上的母亲喊道。

〃那书关其他东西什么事？〃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喊回来。

父亲似乎早已料定，只要提到那本书都是对母亲的一种折磨。

〃我不知道。

〃父亲回答道，〃我想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不该烧掉那本书。

烧掉它也没什么好处啊。

〃〃每次只要有点事，我耳根子里听到的都是那本书！〃母亲说，〃那本书，那本书，那本书！我叫你永远都不要再提它。

一提它我就恶心得要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烧了它！〃显然，母亲并不知道海恩斯曾力劝我改变信仰。

在过去，倘若她眼中透着飘忽不定，就暗示她隐瞒了一些事，这些事她最终会私下告诉我。

可现在，我并没在她眼中看到飘忽不定的神情。

海恩斯是怎么知道我知道那本书的？我只要看看母亲，就能断定她并不知道这回事。

新闻出版和政治并不真正代表20年代末的安全与稳定。

那时，圣约翰斯地区各类报纸和政党蓬勃涌现，又不断更迭。

报纸的兴衰与所宣传的政党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接下去的几年，我出版了一些报纸。

可以说，都是我独自撰写和印刷的，但多数转瞬即逝。

现在，报纸原件恐怕早已成为收藏家的藏品了。

对我来说，新闻出版不过是政治的一部分，我并没彻底放弃社会主义。

每创办一份新报，我便会写上一段社论，其实是从上份报纸的社论里修改来的。

我在努力挖掘纽芬兰能接受的社会主义版本。

我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人。

他们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也深深有感于我社会主义的信仰〃证明〃。

与我在纽约认识的社会主义分子不同，他们比我更无知、更穷困。

他们没见过世面，不知道自己有多贫困。

虽然他们相信存在剥削和贫穷，却不愿说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

我改变了对婚姻的看法。

我看到自己立志努力的榜样们个个都有了妻子，或者希望有妻子，当然还要有孩子。

我带一队人去旗帜公园野餐时，发现一个姑娘孤零零站在铁栅栏旁。

我心里明白，只要开口求婚，她就会成为我的妻子。

当然才看第一眼就这样说确实有点自以为是。

她23岁，是卡伯尼尔一个渔民的女儿，头发扎成两个德国式的圆髻垂在脑袋两边。

聚会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公园漫步。

她双臂交叉在胸前，低着头，看上去好像在希望自己从没参加过这次聚会似的。

她身上穿着雨衣。

与她穿的所有衣服一样，雨衣背部因为弓着肩，略略向上凸起。

她外表的粗笨吸引了我。

那种粗笨中透着自信的缺失，正是我继菲尔丁之后所追求的东西。

很快我便离开队友跟上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