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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学校的重要材料——无论是工宣队负责人的讲话、党支部的总结、红卫兵团的报告、学校代表的大批判文章——不是由我代笔，就是由我改定。学校举行悼念毛主席的大会，几个发言全部由我一手包办。到1972年，我这枝笔杆在所在的区已小有名气，正好市写作组要物色有教学经验、适合教育大批判的写手，区里决定将我选送，学校里已开了欢送会，后来才知道临时换了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笔力，党支部副书记在市区大会上的发言稿，1976年在上海市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以学校“红卫兵团”名义发表的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也是由起草或定稿的。

葛剑雄　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2）

1967年后，学生中的犯罪行为增加，学校专案组中由我联系警方（当时称为“公检法军管会”）和“文攻武卫”（名义上是群众组织，实际可随意施行专政手段），逐渐成了学校的“派出所所长”，管理所有犯罪或越轨的学生，处理校内外各类事件，镇压学校里随时可能出现的乱子。我与警方的关系也越来越熟，大约有两年多时间在分局参与“群众办案”，从协助调查、拘捕、审讯、押送去外地，到整理积案都干过。还经手判过一个案子，已确定无罪释放，因为所在单位的“工宣队”不答应，改为判刑三年（实际已关满时间）。1974年，我又担任红卫兵辅导员，从学生干部到差生都管上了。我积累了一套对付各类学生的办法，加上有强大后盾，所以只要我到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学生所在的街道里弄，没有哪个学生（包括已毕业的）敢捣乱，其他地方的流氓差生也退避三舍。我带领学生外出，无论是红卫兵干部还是一二千学生，都能指挥自如，秩序良好，在当时简直是奇迹。

我对工作可谓全心全意，一年365个日夜，除了除夕夜回家睡以外，其他晚上都住在学校。校内惟一的一部电话就安在我的房间，随时上通下达。有几次上级在半夜发通知、传达文件，到我这里是最顺利的，也给他们留下很深印象。到“四人帮”倒台，学校转入“拨乱反正”，“抓纲治国”时，我自然更加努力，学校面貌、特别是学生工作方面，也为之一新。

1976年“五四”青年节，团区委安排我在全区大会上发言，并将我树为标兵。不久我被评为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当年9月，又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我的“先进事迹”中，除了我历年的工作表现外，又增加了两个“与四人帮作斗争”的例子，一是我带头贴出大字报，揭露原上海市委与“四人帮”的关系，一是我写信给《人民日报》，批判罗思鼎的文章。后一件事是支部副书记反映的，因为我的信寄出前给他看过。实际上我当时是害怕写信会出事，先给他看一下以便多一个证明。颁奖的那天，我们戴着大红花，在夹道欢迎中进入上海万人体育馆，又当众上台领奖。市委书记彭冲给我发奖状时，问我在学校教什么课，我告诉他是红卫兵团的辅导员，相当于以前的大队辅导员和团委书记，他说：“这工作很重要呀！我以前也做过。”电视直播更扩大了我的影响。

1977年，上海市准备恢复人代会。由于来不及先开基层的人代会，代表是由各区县通过酝酿提名，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会议选举出来的。区领导或者知道我的情况，或者听过我的发言，马上想到了我。正好教育界已经提了两位小学的候选人，一位是老模范教师，一位是中年总支书记，都是中###员、女性，就缺一位中学年轻男教师，最好是非党，我在哪方面都符合。于是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尽管我在1978年10月就离开中学和所在区，但这一届任期为五年，到1981年才结束。这几年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和改革开放发轫阶段，市人代会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7年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模式几乎是“文革”期间大会的翻版，全体代表早早入场坐定，在乐曲声中，苏振华等领导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在小组会上，市领导很少露面，偶尔到达，都有充分准备，记者的镜头早已对好，领导在发言后，照例表示因公务繁忙，立即离开。其他代表的发言大多照本宣读，在坚决拥护的表态后，工农代表多做忆苦思甜，干部代表少不了声讨“四人帮”罪行，知识分子代表在控诉之余，少不了歌颂英明领袖，掌声不断，甚至不时响起口号声。有位老劳模一直被当成典型，“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时让她在大会发言，她怒斥“孔老二这只黑甲鱼”，批邓时仍骂为“黑甲鱼”，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