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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员，曾一致叫嚣，企图对段祺瑞黄袍加身，作集体之推戴。而段氏则坚决谢绝，并力举黎元洪继承大统。关于段氏此时之谦逊，一般民国史大家，类多以讥刺语调出之。认为段之拥黎，是迫于环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为，才有后来的黎段之斗、府院之争，贻祸无穷。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咎由自取。

只是他二人府院互斗，祸延国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寻根究柢，则黎段之争，才是今日两岸对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试看他二人继袁未及数月，便势成水火。在所谓‘府院之争’中，各拥党羽，互不相让。斗得你死我活，终于惹起溥仪复辟，民国中断。最后酿成孙中山开府广州，护法反段，弄出一国两府，国家从此分裂，再未复合。骨牌效应，直至于今日，仍然两岸对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贻祸至今未已也。

上述这项研究军阀史的传统结论，谁曰不然。这结论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会科学治史，如果把侧重人事纠纷的微观史学，看成历史的本体，就有违于社会科学的法则了。因为历史还有其宏观的一面。古语说：‘形势比人强。’局于某种历史形势，虽齐天大圣，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纠纷，误为历史的全部，那就是‘军阀史话’、‘三国演义’的史学了。

我们在历史三峡之中，看他梢公舵手，使尽他们底浑身解数之后，还得攀登巫山之巅，俯首观察江流大势，看看他们的王浚楼船，是怎样通过三峡，驶出益州的？读者如不惮烦，当于下篇谬作导游，与同游诸士女再细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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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上）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二○○一年），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底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底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啊。试看‘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一八九八）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再看自称最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早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毋烦细说。其后他们当权者之间的毛刘之争、毛林之争，不露骨的毛周之争，乖乖，那还了得，老段老黎这两个‘老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他们这些‘小党阀’相比，岂不是小儿科哉？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二十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也不能专门迷信柏杨先生，只顾丑化自己同胞。其实所谓先进国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样丑陋呢。有名的英国绅士，该是民主运动历史上最标准的模式吧！你知道他们唱‘虚君实相’这出样板戏，唱了多少年，才唱出点名堂来？从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开始，人家搞虚君实相，搞了好几百年，才搞出一套两造相安的制度来呢！其间闹革命、闹复辟、诛议员、杀大臣，不但丑态百出，更是人头滚滚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们只看人家美丽的结果，不看人家丑陋的开始，就以为我们包办了丑陋了。这是个制度转型必有的现象嘛。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绩，尤其是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还不算太见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