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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否？一笑。

二、送上弟在荣总所拍照片两张，或可作弟前送拙稿“挽歌四首”的附件。拙稿序言中曾说及老荣民赴荣总看病之诸感慨。此两张照片，或可为此感慨提供一点证明也。匆匆，敬祝大安！周未愉快！

虚一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晨七时写毕

二、李敖答胡虚一

虚一老兄：

四月十九日来信承示种种，极为感谢。

老兄谈及“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诗《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等事，使我想起一个笑话。笑话是：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西北飞呢？答案是：因为“西北有高楼”的缘故！以古诗一句回应古诗一句，正是妙答。其实如此笑话，美国的支那通所在多有。胡适就透露过一个，说某支那通考据出“诸葛亮乃音乐家”，经人询其所本，此支那通曰：诸葛亮自比于管乐，所本在此！查《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原来支那通是这样读中国书的！管仲、乐毅竟变成了乐器上的管乐，支那通之不通，可见一斑。至于靠支那通混学位、分饭吃的中国假洋鬼子学人，亦复如此。总之，研究中国问题，固非中国学究们所能胜任，亦非外国支那通们所能优为，还得有赖于中国高人们自己的困学纪闻，方足以得真相、存信史。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就是高人成绩的一次展示，试问这种研究成果，岂中国学究们与外国支那通们所能想象者乎？

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也有不足之外。不足之处是我离军中日久，较新的资料增补得使自己不够满意，但我仍下停地找机会增补。便如今天，我就从一位音响专家薛起文口里，得知一九八三年金门地区“军中乐园”的一些抽样：金门小径地区“军中乐园”，已经在墙上不挂妓女照片，每位妓女，只有号码，阿兵哥进场以后，随便找哪一号，不在票上预做限制。但买票时，要强迫买一卫生套。妓女中红牌者，房间有冷气设备，并加收五至十元冷气费，以兹贴补。但这种情况，同在金门的金城“军中乐园”，就大异其趣。金城地区“军中乐园”属“军民同乐”型，老百姓也可以去，只是稍贵一点（每次军一百元；民一百二十元）。

从另一角度看，《“军中乐园”的血与泪》的写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关心民瘼前所未有的新方向。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只会跟妓女调情，他非所问。从李贺的《屏风曲》、《美人梳头歌》，到杜牧的《咏袜》、《不饮赠官妓》，都是如此，他们从不关切民间疾苦。比较之下，一看就知道我们这一代的高人是多么超迈前人了。

当然，相对的，在国民党今日的统治下，妓女的凄惨也是超迈前人的。当年《北平娼妓调查》书中，己有妓女“三四等的，每天留一个客住宿，是必定的。其余白天来三四个客……在三四等是极平常的事”的记录，可见当年的接客次数，远非我在《“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中所述接客五六十次者可比。国民党今日在台湾的黑暗统治，光此一端，即可空前绝后矣！

敖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夜

写在《雏妓哲学家》的后面

一、刘峰松的《雏妓哲学家》

某一天报纸上登出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说：

“某分局临检，在某旅社抓到一少女'表演'，在场观看者有三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赫然是某地的民政局长，他当晚以东主的身份招待日本人，因为他还兼营艺品店，看'表演'是业务上的需要”。

这位少女因涉嫌妨害风化罪移送法院，后来裁定交笔者辅导。

笔者辅导不少这样的少女，但从来没有辅导成功的案例可资窃喜或表功，说来真是惭愧。是笔者担任观护人不认真、不热心、无爱心、无耐心吗？应说——是，否则便找不到责任的归属了。除了观护人有责任外，还有没有可追究的责任呢？如她自己、她父母、我们的社会等等？从责任的根源来追究，应都逃不了，我们并且可以归纳出一些因素、列出一个表来；可是，纵然知道谁有责任，仍然没有搔着痒处，没有把握要点，仍然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