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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政治生活缺乏活力，求稳恶变。官僚主义、贪污**猖獗。另一方面，为了赢得威信，对外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到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苏联国库已经变得空虚乏力，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甚至逐年下滑，那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俨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停滞社会主义”。

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先后上台，必须负责任地说。这两人，尤其是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有卓识远见的领导人。他们都认识到了苏联的社会问题是何等的严峻，因此。他们不但试图下大力气、出重拳打击国内的**问题，而且前者还试图从自己的邻国身上吸取些经验，例如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很遗憾，这两位都是出了名的短命，安德罗波夫执政仅仅十五个月，便因肾病猝然辞世。而他的接任者契尔年科，仅仅在位十三个月便一命归西了，因此，他们的主张和政策，都没有来给有效地实施颁布。

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之后，就是声名卓著的戈尔巴乔夫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位伟大地、成功的、功业不菲地苏联领导人，他的功业可谓是举世共睹、千古长存，同样的。他还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导人。在位几年时间内，这位领导人做了一件最为惊人的大事，那就是解体了辉煌七十四年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从而将苏联的国民，从苏维埃地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

不过前苏联的大多数国民似乎对这位解救了他们的领导人颇具敌意，在一九九六年的俄罗斯联邦大选中，参选的戈尔巴乔夫竟然只得到了百分之一的选票。这还不算，在普京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俄国家杜马以“导致苏联解体，是我们所遭受地苦难的罪魁祸首”为罪名，向这位和平的前苏联末代领导人提出了刑事诉讼。

历史是真实地，它是最无情也是最客观的老师，《新唐书魏征传》有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楚思南算不得一个资深的政治家，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他没有什么充足的、可以拿来炫耀的资本，但是同一般相比，他有一个绝大的优势，那就是他有着对苏联社会、政权、体制弊端的充分了解。既然认识到了这些弊端，那么楚思南也就等于是比别人先走了一步，他可以从杜绝这些弊端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楚思南决定将目光首先调整到三个方面上，即经济调整、政治整顿、军事恢复。

军事的恢复比较容易理解，那就是在东西两个战线上，苏军的后续攻势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求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当然，军事的恢复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在楚思南的考虑中，当战争结束之后，为数数百万的苏联红军，有必要经过一场彻底的重组。毫无疑问，在历时数年的战争中，苏联红军的数量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扩充，但是与此同时，军队的素质也大幅度下滑。按照楚思南的构想，一旦战争结束，苏联红军的数百大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裁减，那些战斗力薄弱抑或是因减员之故而构不成编制的部队，必须裁撤下去，而那些因体格等因素不适合从军的士兵，也必须复员回乡。这是一举两得的措施，它一方面可以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军费开支。

在政治整顿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上的整顿，一个是从政者行为的整顿。前者，旨在杜绝“左”的思想以及斯大林当政时期残留下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余毒。楚思南认为，只有做好这一步工作，才能使苏联做好迎接战后国际共运的准备工作，斯大林主持下的国际共运，是对别国政治的粗暴干涉以及苏联模式的强行倾销。很显然，这不利于国际**力量的团结，也不利于**世界的和谐，这是一个隐患，必须予以彻底的杜绝。至于说后者，那则是对苏联统治阶层的整顿。其主要目地，在于打击官僚主义和**现象，消除苏联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特权阶层。要做到这一步，楚思南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安全委员会的力量，毕竟在整个苏联，安全委员会的力量无所不在，纵观整个苏联历史乃至于其后俄罗斯的历史，数代领导人就是直接出身于安全委员会的，这也包括他楚思南自己。从这方面看。楚思南要想整顿好政权阶层，就必须从安全委员会着手。首先整顿好这支主要的反腐力量。

这是楚思南第二次对安全委员会实施大规模的整顿，他亲自给此时安全委员会的两位当家人。吉尔尼洛娃、克留奇科夫下了命令，那就是安全委员会中，必须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