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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听见您想要听到的“声音”。说着话他就用报纸、杂志卷起来让人听，嘿！还真就像他所讲的那样，连骂人的话儿只要您想听都能听得出来，心里头“想”什么听筒里就给您“说”什么呗！于是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暗自就说了：嗨！咱们整个不就是一群二百五吗？

不久之后，“会喊万岁”的画像风潮就过去了，但却给二饼招来了塌天之祸，这个华侨出身的“四眼儿大花猫”，一定是脑子里进水了，本来您的成分就不好，吃饱了撑的没事儿给人瞎讲哪门子“声学”呀，这回踏实了吧？造反派说你“别有用心”。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背上了一个极端腻歪人的罪名：“特嫌”（特务嫌疑）！

“特甜”的事儿一般人肯定是够不着的，摊上那“特酸”或“特辣”的事儿也还能凑合撑着，最怕的就是“特咸（嫌）”。每次二饼挨完了批斗以后，就唉声叹气、嘀嘀咕咕：“唉！特嫌呀特嫌！还不如他妈直接给我打成特务呢！抓起来也好，枪毙了也罢，它好歹是一锤子买卖。现在你们给我来了个‘小孩儿花钱——零揪儿’。”

二饼被看管起来了，除了参加大小批斗会之外，还每天都要在我们这条胡同里扫街。到了钟点，他先得到各家各户给人家扫“门道”，这事发生在建平死后的第二年，所以一看见二饼我就想起了他侄子建平。因此，凡是二饼敲我们家的门要给我们扫门道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喊：“扫过啦！”二饼也大声说：“得嘞，明儿个你们可得留着让我扫！”然后朝我憨憨地微笑。在他身后的不远处，溜达着一位提着条“武装带”的红卫兵。

我说过的，在我们这条胡同里，也有一些坏小子，我挺相信有这么一句老话儿，叫“胎里坏”。这伙人偏偏要在太阳落山以后的黄昏时分，把二饼叫出来，逼着他给他们扫门道。这时候胡同里的路灯尚未点亮，那门道里便是漆黑一片，二饼被人驱赶着，手里拿着个破扫帚疙瘩，一下一下地在地上划拉，为了能看清楚点儿，他的脸都快贴着地了。有人在他刚扫干净的地上又扔了个烟头，就骂道：“嘿——嘿！你他妈糊弄事儿是不是？”照例就又有个红卫兵走过来了，二饼赶紧嗫嚅地说：“您瞧，我怎么就没看见呢，我给您再扫一遍。”然后就又扫了一遍，末了，还得用手把那烟头捡起来。

我看着二饼那虾米似的身材，在影影绰绰的灯影里前后晃动，心里边好不是滋味，他那嗫嚅的声音和笨拙的身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晚上回来一闭上眼睛就是“这出儿”，于是就又想起了建平，就不住地要哭，就怎么着也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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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愧疚

“二饼事件”把这条胡同里的人吓坏了，我父亲出来进去表面上平静，但内心里却翻江倒海，战战兢兢，生怕哪天二饼会突然站出来“揭发”他点什么，譬如我们家那西厢房里“曾经的秘密”。

于是，凡是能表现自己是“革命左派”的地方他全都“表现”出来了，比如带大号的主席像章、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连排队买烟的时候都掏出“红宝书”，一个劲儿的如饥似渴，对二饼其人更是“退避三舍”……

接下来有那么几天，我爸就眉头紧皱，跟我妈嘀嘀咕咕。那结论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别等着让二饼给咱们家揭发个底儿掉，赶紧“表态”吧！于是，他就笔走龙蛇地写了一张大字报，大概意思是“陈××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彻底交代自己的‘特务’罪行”。

那大字报写好之后，就贴在了我们家门口的墙上，为了能粘得尽量牢固些，我爸还用了一斤“富强粉”熬糨糊，因此这大字报就跟膏药似的，真在墙上挂了好几天。

后来，二饼被红卫兵押着，来到我们家的门前看大字报，他始终是沉默不语。我爸则跟作贼似的，从街门塞报纸、信件的“邮孔”向外边偷窥，那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想来个中滋味恐怕很是不好受！

再后来，就是这对“肺痨”各自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北京一家不起眼儿的医院里竟不期而遇。记不清我爸是第几次因为“吐血”住院，而二饼则已经是肺癌晚期，以医院为“家”了。我爸当时肯定是想“躲”来着，但却躲不过去，两位面色跟纸一样惨白的“难兄难弟”，终于坐到了一起。

二饼自始至终只字没提当年我爸的那张大字报的事儿，倒是饶有兴致地没完没了地追问我们家西厢房里那些鼻烟壶的下落。苍凉憔悴的脸上，依旧浮现着“灿烂”的笑容。

几天以后，二饼在这家医院里孤独地咽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