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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里，把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多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面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人，两次有200人。这两次，我都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了，那人们就只能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刹那间就过去了。

楼上十个组展开交待问题竞赛，每个小组长都很焦急，要走在前头，作出成绩，互不相让。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组组长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个犯人交血债，没交血债，不叫吃饭，不给水喝，接着又开始打人，罚跪。打人的情形各组都听到，看到了，因为同在一个圆楼，没有前窗，只是铁栏杆。各屋的事别屋能听见，看见。我把打人的事对宋所长反映了。在宋所长还未制止的时候，第三号、十号、七号，也都接着打起人了。于是宋所长把十个组长集合到后院进行了批评，强调不许打人！打人犯错误。宋所长虽然这么说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同犯交待问题，打几下没关系，因此依旧打下去。这样一来事情严重了。

我们第一组一直没有发生打人事件，我认为凭我这张嘴就能把对方说服，还用打？我在屋内对同犯说：“咱们这屋，交待问题还用打吗？我看用不着，打人的犯错误，被打的人也丢人，男子大汉，有什么事敢承当，别说坦白了不会枪毙，就是枪毙了，又有什么关系？你不坦白不一样枪毙吗？”我利用别屋打人威胁本号的同犯，敦促同犯交待问题。

十号监房有一个叫姚汝纯的，是中学的数学教员，到过台湾。小组长沈重说姚汝纯利用中学教员作掩护，进行潜伏活动。但是姚汝纯不承认，于是沈重就动手打他，姚汝纯在小组挨打受气，成了“碉堡”，于是他承认：“我是台湾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我携带有一部电台，两个密本，电台放在香港，我计划去取，我在长春收集文化机关的情报……”

这个材料内中有许多漏洞，赵处长提姚汝纯亲自问话，姚汝纯照样说。经赵处长再三追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赵处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要有顾虑，可以对我说。”

姚汝纯把小组打人逼供的事一一道出。于是赵处长知道了监号的一切情况。赵处长问郭科长，郭科长说：“有打人的事，但批评纠正了。”

当天晚上，郭科长到了圆楼，大喊大叫，把各组的学习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为什么打人？谁给你们的权？你们都是犯人，为什么把过去的那一套作风搬到这里来？损害政府的威信！打人的组长要进行自我检讨，现在宣布停止学习！”

第二天停止学习了，每个犯人都不准讲话。我心想，打人的事宋所长知道，他制止了，不过没有认真制止。郭科长对此也马马虎虎，看守战士每天看守犯人，各屋打人的事，也看得到。都是有一半默许，才发生打人，逼供的事。这件事的出现，干部与犯人都有责任。

停止学习的第三天，我们几个学习组长，除了沈重因负责挑饭仍住圆楼，其余八个学习组长都集中在小红楼楼下，六号监房。这是个小黑房子，八个人挤在一块，真够受，这是处分我们，小禁闭。

由这开始，来了许多男女干部，都穿藏青哔叽制服，每张面孔都异常严肃。找每个学习组长审问打人的事。

“谁叫你们打人的？”

“谁也没有叫，我自己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