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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室里进进出出。有几个人围着一张路易十五式的写字台议论着，台上散乱地放着时装设计草图和一块块的料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德尼兹同一个五十上下的金发女人和一个头发棕褐而卷曲的青年男子在说话，我也参加了进去。她和他，他们要去科特达祖尔。在一片嘈杂声中，人们什么也听不见。打开的香槟酒在人群中传递着，也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德尼兹和我挤出一条路，走到前厅。范·阿伦陪着我们。当他把脑袋从门缝里探出来，用手绐我们送了一个飞吻，祝福我们交上好运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他那浅蓝色的眼睛和笑容。

德尼兹和我，我们最后一次经过康巴塞雷斯街。我们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那是一只手提箱和两只皮包，己放在客厅尽头的一张大桌子前。德尼兹拉上百叶窗，放下窗布。地把缝纫机重新放进柜子里，取下了别在人体模型上身的一块白帆布料子。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在这里度过的晚上。他照着范·阿伦给她的纸样裁剪，或者缝着，我躺在长沙发上读一本回忆录或她非常喜爱的侦探小说——《面具》丛书。那些夜晚，是我所经历过的仅有的可以暂时休息一下的任晚，仅有的我可以幻想能在一个平静的世界上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夜晚。

我打开手提箱，将那些把我的口袋撑得鼓鼓的一捆捆钞票，塞进我的粗毛线衫和衬衣里，塞边一双靴子里。德尼兹正检查一个旅行袋，看看有没有忘记什么。我顺着走廊一直走到房间里。我没有开灯，站在窗前。雪仍在下个不停。在对面人行道上值勤的警察也钻进岗亭里去了，那个岗亭也是因为冬季天冷，在几天前刚刚修起来的。从索赛广场走来一个警察，他也三步井作两步地向岗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握手，递给他一个保温瓶，两人用平底大口杯轮流地喝起来。

德尼兹进来了。她也站到窗前我的身边来。她穿着皮大衣，紧紧地偎着我。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水味道。她在皮大衣里面，穿了一件长袖衬衫，我们重新回到那张只剩下床绷的床上。

里昂火车站，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在发车站台的入口处等着我们。他们那许多手提箱，就堆放在他们身旁的一辆四轮运货车上。嘉·奥尔罗夫有一只大箱子。弗雷迪一面和搬运工人讨价还价，一面请他抽烟。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在说话，德尼兹问地，他们这些人到了弗雷迪租的那幢瑞士山区木屋里，能不能住下。车站上一片昏暗，只有我们站着的那个月台上，照着黄色的灯光。维尔德梅尔也来了，他穿着骆驼毛大衣，这大衣象往常那样拍打着他的腿肚子。一顶毡帽盖住了他的前额。我们叫人把行李搬到我们各自的卧车里。我们站住车厢前的月台上等待着开车的信号。嘉·奥尔罗夫在那些乘这趟列车的旅客中认出一个熟人来，弗雷迪叫她不要同任何人说话，以免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注意，

我在德尼兹和嘉·与尔罗夫的包房里呆了一会。窗帘已经拉上一半，通过玻璃窗向下看去，我看到我们正在穿过郊区。雪还在下。我拥抱了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回到了自己的包房，弗雷迪已经安顿下来了。过了一会儿，维尔德梅尔来看我们。此刻，他的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希望在他下车之前，不会再有别的人去。的确，他很担心有人把他认出来，因为几年以前他在奥特伊尔赛马场出事时，耶些马术运动报上都登过他的照片。我们尽力安慰他，对他说人们对赛马骑师的面扎，是过目就忘的。

弗雷迪和我，我们躺在铺位上。火车在疾驰。我们让通宵灯亮着，弗雷迪烦躁地抽着烟。他有些惶恐不安，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检查的。我也是这样，但我竭力掩饰着自己。我们，弗雷迪、嘉·奥尔罗夫、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的都是鲁维罗萨弄来的多米尼加护照，但这些护照是否管用，我们并没有十分的把握。鲁维罗萨本人也这样告诉过我。我们的命运全掌握在警察，或者比别人更留意细节的检查员手里了。唯独德尼兹人没有任何危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列车第一次停下，第戎①车站到了。在大雪中，车站上高音喇叭的声音显得很沉闷。我们听见过道上有人走动，一间包房的门被打开了，也许有人进了维尔德梅尔的包房吧，于是，弗雷迪和我，我们发出了神经质的狂笑。

列车在索恩河畔夏龙②车站停了半个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上包房里的通宵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放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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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科多尔省的省会。

②法国索恩…卢瓦尔专区政府所在地。